文学常识教案（汇集12篇）

2021-12-08 文学常识教案

文学常识教案（汇集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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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人公保尔，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家庭当中。他11岁时就到车站食堂当童工，在19xx年加入了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3年~1924年，保尔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但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使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可是他最终还是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后来他不仅以自己比钢铁还要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还写出了世界文学名着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高尔基并没有向黑暗屈膝，他的外祖母形象更是当时，俄罗斯文学最光辉、最璀璨的形象。受到外祖母的影响，他也锻炼成坚强而善良的人。

《青铜葵花》读书笔记4这本书是著名的文学作家曹文轩写的，这是一个男孩与女孩的故事。男孩叫青铜，女孩叫葵花。一个特别的机缘，让城市女孩葵花和乡村男孩青铜成了兄妹相称的朋友，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葵花招回她的城市。男孩青铜从此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遥望女孩葵花所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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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专家、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学会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行星协会主席、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卡尔萨根，在着名的科普着作《魔鬼出没的世界》一书中专门讲到各种有关外星人和飞碟的报道的起源，他说：我们经常被那些支离破碎、吹嘘得吓人的UFO(英文不明飞行物的缩写)的传说所缠绕，却很少听到编造者所受到的惩罚。这并不难理解：什么能够推销更多的报纸和书籍？什么能够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什么能使人感到更有趣？什么能使我们打发令人难熬的时间？是真的坠毁的外星飞船，还是那些经验丰富的骗子在骗那些傻瓜兜里的金钱？是威力无边的外星人在耍弄人类，还是有人根据人类的软弱和缺陷而总结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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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作家作品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陬（zōu）邑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现存《论语》20篇，是他的弟子记录他与弟子们言行的语录体专集。“论”，读lún，择也，选择摘录之意。

墨子，名翟（dí），春秋时代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着有《墨子》一书，今存53篇。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后期齐国人，军事理论家，着有《孙子》，一名《孙子兵法》，13篇，古代称为“兵经”，是我国第一部军事着作。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山东）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重视民心向背。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着有《孟子》一书。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河南）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现存《庄子》一书，33篇，又名《南华经》。代表作是《逍遥游》。

荀子，名况，尊号“卿”，汉时避宣帝刘洵讳，改称“孙卿”，战国时赵（河北）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他针对孟子“性善论”提出“性恶论”，针对儒家“天命论”提出“天行有常”的朴素唯物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着有《荀子》32篇，代表作有《劝学》、《天论》等。

韩非，战国末韩国人，荀况弟子，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者诸项政策，主张君主集权，反对贵族操纵政治。现存《韩非子》55篇，代表作有《五蠹》、《智子疑邻》、《扁鹊见蔡桓公》。

吕不韦，战国末期韩国大商人，曾为秦国的相国。他集合门客编写了《吕氏春秋》。

列子，名御寇，战国时郑（河南）人，被道家尊为前辈，主和贵“虚”，即虚静、无为。着有《列子》8篇。

屈原，名平，字原，号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另有波兰哥白尼、英国莎士比亚、意大利但丁）。他用楚辞形式写了我国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即遭遇忧愁，“离”通“罹”），还有《九歌》、《九章》、《天问》等。《涉江》是《九章》中的一篇。农历五月初五是他投汨罗江自沉的纪念日。

2．汉代作家作品

贾谊，世称贾生，或贾长沙、贾太傅，洛阳（河南）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有“疏”7篇，《新书》10卷58篇；代表作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明朝人辑有《贾长沙集》，是以他曾做过长沙王太傅命名的。

刘安，沛郡（江苏）人，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汉高祖孙，袭父爵封为淮南王。集体编着《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历尽艰辛撰成《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撰有《说苑》、《新序》，还整理修订了《战国策》、《楚辞》。

班固，字孟坚，扶风（陕西）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历尽二十余年修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辞赋方面以《两都赋》最着名。

3．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

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汉献帝时官到丞相，后被封为魏王，死后其子曹丕代汉建魏，追尊曹操为魏武帝。有抒情诗《观沧海》、《龟虽寿》、《蒿里行》等乐府歌辞。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代政治家、军事家。官至蜀汉丞相，诗歌以《梁父吟》最着名，《出师表》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曹丕，字子恒，曹操次子，魏文帝。三国文学家，代表作《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着。

陈寿，字承祚（zuò），西晋史学家。着有国别体史书《三国志》。

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东晋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散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诗歌有《归园田居》、《饮酒》。

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文学家，撰写出我国第一部神话（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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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步走进校园，要走到大厅高高的台阶时，不知什么力量驱使我转过身，向人群中望去。只见爸爸又带着那熟悉的孩子气的傻笑，朝我突然伸起一个大拇指。那大拇指在空中坚定地竖立了那么久，那么久，穿过长长的空间，再次击中我的心。

再登上十几个台阶，就来到我们学校最美的地方花坛。花坛的整体像一朵巨大的十字形花，中间的圆形小花坛是这朵巨型十字花的花芯，周围有四个小花坛，是这朵巨型十字花的花瓣。花坛里有杜鹃花、月季花、玫瑰花、茶花、紫薇花还有许许多多我说不出名儿的花。四季鲜花不断，一种花还没谢另一种花又开了。我最喜欢的是秋天里盛开的紫薇花，同一株紫薇树上有几种不同颜色的花朵：粉白色的，淡紫色的，蓝紫色的，粉红色的，有趣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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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2、三国：魏、蜀、吴。

3、“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

4、“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

5、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

6、苏轼的散文代表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7、马致远的散曲代表作《天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

8、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又称《石头记》），它问世后就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该书的一门学问——“红学”，“红学”现已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9、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陈毅被称为“元帅诗人”；臧克家因诗作多为农村题材，有“泥土诗人”之称；田间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擂鼓诗人）。

10、岁寒三友：松、竹、梅。

11、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

12、文人四友：琴、棋、书、画。

13、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14、四库全书：经、史、子、集。

15、《诗经》“六义”指：风、雅、颂（分类）、赋、比、兴（表现手法）。

16、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17、桂冠、鳌头、榜首、问鼎、夺魁：第一。

18、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19、“四书”“五经”是儒家的主要经典：“四书”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20、三皇：天x、地皇、人皇或伏羲、女娲、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21、五金：金、银、铜、铁、锡。

22、五味：酸、甜、苦、辣、咸。

23、五行：金、木、水、火、土。

24、“永字八法”是说“永”字具有：点、横、竖、撇、捺、折、钩、提八种笔画。

25、古代的学校有庠、序、太学等名称，明清时最高学府为国子监。

26、三教九流：“三教”：儒教、佛教、道教；“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文学的作用：

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不能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等于抹平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区别，把社会与文化看作是同一体了。文化与社会具有同一性，但不是同一体。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中介、文化为导向的有机体，但不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实际上，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XXX语）。

正是通过这种“影响和作用”，在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政治形态的中介作用下产生的观念形态即文化，又反过来渗透于、熔铸在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之中。就其实质而言，文化属于观念形态，包括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潮、风俗习惯，是人们的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文化就是文化，它不是经济本身，不是政治本身，更不是物质本身，但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又具有文化的内涵，体现着文化的独特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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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作者周定舫。正标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是纪念碑的主题，表明了作者要歌颂的对象，提示了本文说明的对象，表现出作者对革命先烈万分崇敬的心情。

2、本文的思路是：点题总领全文——介绍碑身浮雕——抒写瞻仰感受。

九、《巍巍中山陵》

1、作者刘叙杰，这是一篇陵园建筑的，课文有条不紊地介绍了中心陵园的方位、人文环境、设计特色、修建过程和规划特点，准确地说明了中山陵园的建筑特征，表现了它的巍巍气势和孙中山先生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2、本文按照由外向内、由总体到局部的空间顺序展开说明，先说明中山陵园的地理环境，后说到陵园的总体设计，再说明陵墓。

十、《短文两篇》

1、湖北武昌的黄鹤楼与江西南昌的腾王阁和湖南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唐人阎伯理写的《黄鹤楼记》，是现存最早的一篇一千多年前的关于黄鹤楼的碑记，此文选自《文苑英华·黄鹤楼记》，它以“仙”字贯穿全文，多用对偶句式。

2、《于园》选自《陶庵梦忆》，作者张岱，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琅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这篇园林小品按照由前而后的空间顺序有层次地写于园，清新空灵，兼雅趣与谐趣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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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速食爱情，大概也让爱情变得不那么伟大了吧？为什么电视剧剧本和文学作品等都离不开情情爱爱，因为那曾是人们心中美好的向往，人们觉得那是永恒的东西，只有用永恒的东西来表达永恒的作品。可是，现在，这种现象就没有改变吗？情情爱爱依旧是永恒的吗？我不知道，我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甚至可以说都未曾有过涉世的资格，我觉得我曾在情爱的河边行走，我只是不小心浸湿了裤脚，仅此而已。我未曾去体验过。

自古文人出江南啊！江南可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文学双子星座之一的鲁迅，就是来自绍兴的，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可真不是盖的，随口就能吟出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来。他们的才华，还不是江南烟雨文化的熏陶吗？

我的故乡是浙江，它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欢笑的地方。杭州，浙江省的一块地儿，那是我出生的故地。大家都应该十分了解杭州吧！杭州，群山环绕、绿茶芬芳、历史悠久，有着文学创作和历史古迹的宝地，是个古典名着的旅游胜地，深受中外旅客的喜爱。你的故乡是什么样的？我等着听你的讲解哦！

这是一本知识面广大的书：从盘谷开天辟地一直讲到满清王朝的覆灭，内容丰富多彩，人物栩栩如生，文学性强，思想内容深刻，读起来很有趣味，看了让人爱不释手。此书约高二十厘米，十二厘米宽，如此小巧的书本里面的内容可叫千千万万呀！如里面的《霸王别姬》，作者用悲凉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情况。力拔山河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乃若何语句凄惨，可以说句句刺人心！《孔子周游列国》、《勾践卧薪尝胆》、《乱世袅雄曹操》等每一篇都是人身临其境：伤心时默默流下一行行泪珠；高兴时不禁乐得哇哇叫；愤怒时气得翻白眼直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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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宫调之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仲吕为清角、蕤宾为变宫、林钟为徵、南吕为羽、无射为清羽、应钟为变宫，故此所论之十二律以宫、大吕、商、夹钟、角、清角、变徵、徵、夷则、羽、清羽、变宫为名。然实有十二宫系，八十四调，为名杂然，大有不善，我遂改“大吕”为“上宫”，“夹钟”为“下角”，“夷则”为“上徵”，而得“宫调十二律”：宫（C）、上宫（＃C）、商（D）、下角（bE）、角（E）、清角（F）、变徵（＃F）、徵（G）、上徵（＃G、bA）、羽（A）、清羽（bB）、变宫（B）。

国内以五声为本，而后之雅乐增变徵、变宫二音，清乐增清角、变宫二音，燕乐增清角、清羽二音。却终无上宫、下角与上徵三音，以至我以“西方变音”相谓，敢问国乐缺此三音而其故何在？

物以事理为通，中西音乐实则同宗。雅乐之于西方，如G大调与e小调之阶式；燕乐之于西方，如F大调与d小调之阶式；清乐之于西方，如C大调与a小调之阶式。于是雅乐与燕乐可视其为清乐之“近关系调统”，真正自然调式偏音实惟清角与变宫耳。悦人耳者有五声之于清乐也，于是为保其自然调性，欲使上宫，必使变徵；欲使下角，必使清羽；欲使上徵，必使变徵与上宫也。非此，则非中古调式之曲，若更非和声之于旋律之式，质同转调之频频，自罕与人乐感矣。

前文道要为斯文以见清羽、上宫、下角与上徵之于五声之所用，今者别其类而论之。其一为加之五声而成中古调式之于大小和声与旋律之阶式，其在本宫七声之内则为“真调式偏音”，想必后人会简谓之“真偏音”。加之不变本宫各音之质，如变宫、清角、上徵去徵、上行同加变徵与上徵去徵、同加变宫与清角、加变宫或清角之与上徵去羽、下行同加清羽与上徵去羽。其二为加之使本宫音阶调性转为远近关系调，如变徵、上徵之依五度相生律而加之变音，使本宫各音变质，本质为转调。其三为加之使音阶不具调性，可视为由本宫调式之离调。

雅乐增上宫，不去宫，其质如由G大调转之为D大调；去宫，变本宫而生新宫，度曲者必依新宫记之于谱，则上宫无矣。据理可知，一宫之曲，必无上宫、下角与上徵三音也。可叹西方之四大调性音阶确乃音乐之本，而五声为七声之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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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于清朝末年赙仪皇帝时提携的学士，为感激赙仪的知遇之恩，王国维倾其毕生的文学造诣尽心尽力的为清朝的颠覆而努力！可惜的是当时清朝气数已尽，费王国维一人之力能挽回，加上当时改革的潮流更为符合当时的局势，也更能从更本上挽救中国，更多人意识到的是清朝的无能，并非王国维的盲从。但是不管是愚忠也好，盲从也罢，王国维最后选择的方式都是值得一惊的。也为世人所惋惜。

我记不起这是我第几次想起长征了，在我的记忆中，它就像古希腊文学中一部长长的史诗，我至今才读懂它一个小小的章节。在漫长的历史与文化的进程中，我们的民族有着很多辉煌的过去，穿越时空的苍凉与沉重，是历经沧桑后的繁华，的确，我们的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风吹过，雨打过，火烧过，铁蹄践踏过，但宁折不弯的是中国人的脊梁，这就是长征的真实写照。长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百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坚定不移地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索，无所畏惧的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在当今的词典中，没有哪一个词能够像“长征”那样，包含了所有这些令人感动的崇高精神和象征意义！抚今追昔，共和国的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万千；继往开来，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呼唤着我们奋然前行。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船正劈波斩浪，昂首向前！淋浴着新世纪灿烂的阳光，历史的重任将落在我们这一代少年的肩上。过去，长征使中国辉煌；今天我们要将长征精神发扬下去。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载入世界编年史的一定是更华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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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星光灿烂下倾听时代的钟声，我们随着诗书的陪伴走向文学的殿堂，诗歌像朵花为我们展现人间美好的生活，诗歌的一半像海水，波澜壮阔诗歌的一半像火焰，明亮激昂。

又或许是因为我的妈妈出生在冬天漫天飞舞的雪季，而她偏偏又喜欢江南的古朴与繁华吧！所以，爱文学的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叫江南雪的笔名，这是一个很有诗情画意且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而我又迷恋雪的洁白典雅，迷恋雪的轻盈舞姿，迷恋雪的宁静祥和，这份迷恋如清澈的泉水在我血液里流淌，所以我便与冬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着。《三国演义》刻划了近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三国演义》是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故事。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无不个极其态。这本书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故事叙述有声有色.有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周瑜，有阴险狡诈的董卓，曹操，还有英勇善战的关羽和赵云.其中，我最喜欢，最佩服的人物是诸葛亮.虽然周瑜和诸葛亮一样聪明过人，足智多谋，但是，他心胸狭窄，处处为难诸葛亮，想尽办法加害于他.竟然让诸葛亮在三天之内造十万枝箭，还要他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就按军法处置.而诸葛亮却以国家大事为重，顾全大局，从容应对，既巧妙地避开了周瑜的无端加害，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无人能比。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充满智慧的了不起的人物。书中曹操这个人物带给我的启示。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分奸诈的。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以仁义当先，他热爱百姓。刘备一生的行为都与曹操相反，曹操奸诈，刘备仁义。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一个新野，或是徐州，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爱戴。但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曹操失了一个典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哭典韦。当徐庶被曹操拐骗到那边，在送别时，刘备哭着送别，还要砍掉挡在前面的竹林，后来徐庶才又回来推荐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才的典范。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也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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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它包括文与质两个方面。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邢□疏：文华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可为君子孔子又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原来是就一个人的内在品德及言谈举止说的。文指外在表现，质指道德品质。这是一方面的意义。后世文论沿用文、质，在许多情况下是指语言风格范畴的华美和质朴，如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说：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不一，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又如苏轼论陶渊明诗的特点，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再如后世的尚质、尚文之说，等等。

但文质运用到后来的文论上，也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文指辞采、表现，大体上相当于今人所说的作品的形式；质则指内容。由于文学风格上的华美和质朴，最终是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相联系的，所以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有些作家作品时所用的文、质概念，就是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立论的。很多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以至黄宗羲、叶燮等，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都有精辟的论述。

尽管文质具有艺术风格和形式内容方面的意义，但不论从风格的华美与质朴方面看，或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看，很多有成就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是在强调质，即强调质朴或内容的前提下，要求华、朴相济，质、文兼备的。不过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也常常有偏尚质朴、偏重内容或偏美辞藻、偏于形式的倾向。

风骨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实质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文辞的美学要求。以风骨评诗论文最完备最系统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风骨用来品评人物始于汉末魏晋以后曾广泛流行如《宋书·武帝纪》称刘裕风骨奇特《世说新语·赏誉门》刘孝标注引《晋安帝纪》称王羲之风骨清举《南史·蔡撙传》称蔡撙风骨鲠正等。当时所谓风骨，一般指人的神气风度方面的特点而言。这一品评人物的概念，不久即为文论和画论所采用。

画论中谈风骨，始见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谢赫在序中提出评画的六个标准，其一是气韵生动，其二是骨法用笔。前者重在风神，与神似相近，后者重在笔致的骨梗有力。谢赫又将画家分为六品，评一品画家曹不兴说：不兴之迹，殆莫复传，唯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哉！以后风骨这一概念，便被广泛运用于画论。风骨也被用于书法品评。晋卫夫人《笔阵图》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书法要录》)唐代张怀□的《书议》，始将风骨引入书法评论中。他说：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又论草书说：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

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说：用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如何理解刘勰风骨的确切含义，后世众说纷纭。曹学□在明天启刻、梅庆生音注《文心雕龙》的序文中说：风者化感之本原性情之符契。诗贵自然，自然者，风也；辞达而已，达者，风也。岂非风振则本举风微则末坠乎！故《风骨》一篇归之于气气属风也。又在《风骨》篇的批语中说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曹学□首先□橥了气与风骨的关系，并且明确指出风骨一词，风居于主导地位。清黄叔琳在其辑注本《文心雕龙》中有一句批语说：气是风骨之本。纪昀不同意，认为：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此评未是。对风骨的理解，至今仍无定论。

刘勰论风骨，先讲风的来源本于《诗经》中的《国风》：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这是从风的教化作用立论的。《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有了风才能感动人但风本身并不是教化也不是志气而是教化的本源，志气的表现。风与情的关系比较密切情不仅指感情也包括抒情述志在内。因此风也是志气的表现。风与气的关系更为密切，没有气就不生动，没有风就感动不了人。形不是气，但有气才活；情不是风但有风才动人。有各种不同的气，刘勰要求的是骏爽之气；形之于风，就是清峻之风。气盛则风生，风生则意豁而情显。因此，风也就是要求作品有情志，有感动人的力量，写得鲜明而有生气，写得骏快爽朗。

刘勰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文心雕龙·风骨》）骨与文辞关系比较密切。运用文辞首先要用骨。身体没有骨骼就立不起来，文辞没有骨也立不起来。语言端正劲直、析辞精练才算有骨；如果思想贫乏，文辞又不精练，就无骨可言。因此，骨也就是要求有情志的作品写得文辞精练，辞义相称，有条理，挺拔有力。合而言之，有了风就生动，有了骨就劲健。以气运辞，故语言劲健挺拔，捶字坚而难移。以气负声，故音调顿挫低昂，结响凝而不滞。文章达到这种境界，才是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才能激动人。总之风骨的基本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劲有力。

与上述看法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骨即文意，风即文辞。主要根据是《文心雕龙·体性》所说：辞为肤根，志实骨髓。《文心雕龙·附会》所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由此而得出结论骨指情志与事义，也就是情感与思想，这是文学创作的骨干。舍此骨干绝难构成优美的文学所以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同时，文章的骨髓，固然是情感和思想，而其表达却有赖于文章的气势所以又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这文气，便是所谓风。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风骨与气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形成了作品的风格。在《文心雕龙》中，《体性》只是一般地论述文学作品有多样化的风格;《风骨》则是在多样化的风格当中选取不同的风格因素，综合成一种更高的具有刚性美的风格。所谓风骨，也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这是刘勰对文学风格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或更高标准。

除刘勰外，南朝梁钟嵘也提倡风骨，不过他使用的词语是风力或骨气。他在《诗品》中曾称曹植骨气奇高；在《诗品序》中又指出：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的建安风力实即建安风骨。刘勰、钟嵘两人都极力推崇建安风骨，把它作为对六朝形式主义文风进行批判的武器，但由于积重难返，风骨说在当时并未取得太大的成果。到了唐代，陈子昂基于改革文风的需要，高倡汉魏风骨，用风骨作武器，横扫六朝绮靡文风的余习，使唐代诗歌的革新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文学批评史上看，风骨说是从中国优良的文学传统中概括出来的，并为后代进步文论家所继承，它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

通变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实指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主要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在当时的文坛上竞今疏古的风气盛行普遍存在着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的倾向。刘勰反对这种偏重在形式上诡诞求奇的文风，主张还宗经诰，因而提出了通变说。通变并非复古，而是主张探本知源，做到通则不乏、变则可久。清人纪昀曾对此评论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这话深得刘勰补偏救弊的用心。不过复古和通变并不能划上等号。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精意之所在。

刘勰主张革新创造但并不过分强调革新创造和唐代古文家还有区别。《通变》中举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等五例以为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意谓写景状物古今有相同之处；前人艺术构思的结晶往往成为后来学习的典范不一定都有变化而且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这虽是属于表现技巧的问题，但已说明通变是有因有革，而不是尽变前人。所以，刘勰在《风骨》和《通变》里特别强调继承传统的重要性。《风骨》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新意、奇辞是可贵的，但要新而不乱，奇而不黩，那就必须昭体而晓变。只有明辨文体的人才能通古今之变虽变而不失其道。《通变》论述历代文风的变革，说（刘）宋初讹而新其所以讹就是因为近附而远疏，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知新变而不知通变，能□辞而不能昭体的缘故。其结果也必然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风骨》）。

通变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就其先后传承的一面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言，则为变。把通变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词义，是就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说的。因此，必须于通中求变，同时又要变而不失其通，把会通与运变统一起来。刘勰讲通变是兼顾这两个方面的。他在《通变》正文里强调继承，象认楚骚是矩式周人，以及象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等，都是侧重继承的；在赞里则强调革新，象所谓日新其业、趋时必果、望今制奇等。他认识到革新的重要，但重点是放在救弊上，所以在正文里强调继承。

通变是理解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清代的叶燮在《原诗》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道理。他用大量的文学历史事实证明，文学演变总的说来，是向前一步步推进的，但其发展的过程来源，则有时因变而得盛，也有时因变而致衰。其所以衰，正是由于或泥古或追新而不知通变的缘故。刘勰的话，针对六朝而言，所以强调参古定法、继承传统的一面；叶燮则是有感于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论而发的，所以强调革新的一面。救弊纠偏，用意各有不同，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

声律

中国古代对诗和骈文在声调、音韵、格律等方面的要求。根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三国时李登作《声类》，以宫、商、角、徵、羽分韵，首以五声配字音。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也提出了字音的调配问题。南朝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性别宫商，识清浊的话，说明已经注意调配，能够识别五声。南齐周□作《四声切韵》，已开始分别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到梁代沈约进一步用五声来调配诗的音节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即要把宫声和羽声的字、浮声和切响的字互相调配。他又提出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前四病为浮声切响(即后来的平仄)的调配不当；后四病指双声迭韵的调配不当。后来更进一步用五声来配四声，但对五声与平、上、去、入关系的解释却存在分歧。沈约所说的低昂或浮切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所说的声有飞沉，都是两分法。四声怎样分为两种，在六朝时没有完全解决。八病说过于繁琐，沈约自己也不能遵守。到了唐朝，以上去入为仄，平仄相配，符合于低昂、浮切、飞沉的两分法，便逐渐形成了平仄协调的格律。

这种格律运用到五言诗七言诗，就成为律诗；运用到四六文，就成为格律文。它的特点是把句子分为音步，有双音步和单音步，如五言律诗的仄仄平平仄，就是两个双音步和一个单音步，平仄互相交错；七言律诗即在五言律诗上加一个平仄相错的音步。一联中的两句平仄相错，联和联之间的平仄相承。再加上双句用韵，首句可用可不用，中间两联对偶，这就构成律诗的格律。四六文是以两个双音步平仄交错为四字句，三个双音步平仄相承又互相交错为六字句，构成上联，再与同样字句的下联平仄交错相对，构成格律文。声律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熟练地掌握声律，有助于创作出音调和谐、悦耳动听、富有音乐美的作品来。

通感

文学理论术语，指文学艺术创作和鉴赏中各种感觉器官间的互相沟通。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各种官能可以沟通，不分界限，它系人们共有的一种生理、心理现象，与人的社会实践的培养也分不开。在通感中，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如说光亮，也说响亮，仿佛视觉和听觉相通，如热闹和冷静，感觉和听觉相通。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些都是通感。

通感中之一是听声类形。马融《长笛赋》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文选》)这样的通感是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闻乐来的：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杜预注：论其声。按在曲而有直体下又称曲而不屈。孔颖达正义：季札或取于人，或取于物，以形见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物有曲者失于屈桡，此曲而能不屈也谓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严，不有屈桡。此则听《大雅》之乐声，有类于王者以尊接下之形。《礼·乐记》：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正义：止如槁木者，言音声止静，感动人心，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动也。倨中矩者，言其音声雅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矩也。勾中钩者，谓大屈也，言音声大屈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钩也。累累乎端如贯珠者，言音声之状，累累乎感动人心，端正其状，如贯于珠。言音声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都是听声类形。

听声类形又如嵇康《琴赋》：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琴声有时如高山峨峨，有时如水声汤汤。如山是听声类形，如水声是听声类声。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这里用急雨声、私语声、珠落玉盘声、莺语声、幽咽泉声、银瓶破裂声、刀枪相击声、裂帛声来比琵琶声，是以声类声。按《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说琴声如太山，是听声类形；说琴声如流水声，是听声类声。钟子期说象太山时，心目中有太山的形象；说汤汤乎若流水时，耳中既有流水声，眼中也有流水形，所以在以声类声时兼有以声唤起流水形的感觉。因此，在急雨声、私语声、珠落玉盘声、莺语声、幽咽泉声、银瓶破裂声、刀枪相击声、裂帛声里也会唤起各种形象，象急雨、私语、珠落玉盘直到刀枪相击和裂帛的形象，即在以声类声中也会唤起以声类形，即听觉通于视觉了。再象莺语花底滑、水泉冷涩，滑和冷涩是触觉，即听觉通于触觉了。幽咽泉流水下滩幽是感觉是听觉通于感觉了。

这种以声类声又能唤起别的形象的《文心雕龙·比兴》称：王褒《洞箫（赋）》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心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赋）》云：繁缛络绎，范（雎）蔡（泽）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这里把箫声的柔和，比慈父畜子，笛声的繁响，比辩士游说，也是以声类声，但同时又唤起慈父畜子和辩士辩论的形象。

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儿女语是以声类声，又唤起儿女谈情。勇士赴敌场，是以声类形了。浮云柳絮的飞扬，既指琴音的纵横变态，更是以声类形。从百鸟的喧啾到忽见孤凤凰，是类声和类形的结合。跻攀分寸不可上到失势一落千丈强，可以和上如抗，下如坠印证，指肌肉通于肌肉运动觉：随着声音的上下高低，身体里起一种抗坠攀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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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李凭箜篌引》：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弦动紫皇。这里的玉碎凤凰叫是以声类声但也可以唤起形象。王琦注：玉碎状其声之清脆；凤叫，状其声之和缓。又称：蓉泣状其声之惨淡。兰笑状其声之冶丽。就是以声类形了。又注融冷光：言其声能变易气候，注动紫皇：言其声能感动天神。是听觉通于触觉与感觉了。

通感还有曲喻的作用。曲喻是由一个比喻转到另一种感觉。韩愈《和水部张员外宣政衙赐百官樱桃诗》：香随翠笼擎初到色映银盘写未停。樱桃是红的说它香，是视觉通于嗅觉。但樱桃并不香，这个香是从它象红花，由红花唤起的香。又韩愈《南山》诗：或竦若惊□(雉鸣)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这就把眼中所看到的石头由竦立象雉由雉引出雉鸣来，即曲喻，也即视觉通于惊□的听觉。有的石头相背或相向，由相背或相向引出相恶或相佑来，是曲喻，也即视觉通于相恶相佑的感觉。石头不会发声或相恶相佑，通过通感，打通了视觉与听觉感觉的界限。

宋祁《玉楼春》词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窥词管见》七则：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七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说境界全出表示写出了作者的感情即感到春意的蓬勃。钱钟书在《通感》中指出用闹字，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象有声音，表示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这就是通感。通感要求的是全身心地去感知生活，或审美对象，从而捕捉到完整的艺术形象。

文以明道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把道看作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儒家的圣人看作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则在《太玄·玄莹》、《法言·吾子》等篇中，进一步提出了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而最好体现自然之道的，他认为是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徵圣联系起来。这些初步的明道的思想，给了后来的刘勰以直接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设有《原道》篇，而且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诗中虽有文书、传道之语，却并未在章文中正式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概括文与道的关系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实际上反映了韩愈的文学思想。这里说的文以贯道实即文以载道。韩愈曾多次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但韩愈又是一位文学家，他重道并不轻文。朱熹批评他平生用力精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就说明了这一点。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两人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沿着韩愈的方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韩愈所讲的道，除了仁义外，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欧阳修则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并且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载历史上和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惟其载大，才能传远。在文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文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

到了宋代理学兴盛情况起了变化，理学家们不是重道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标榜文以载道的人，他在《通书·文辞》中强调指出：文所以载道也。但他所说的文以载道，与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当作道的运载工具载道如车载物车是车，物是物，这比起古文家文道结合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周敦颐在《通书·陋》中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矣。陋矣。更表现了他重道轻文的倾向。而且，理学家所说的道，也与古文家不同，他们的道杂有心性义理之学的内容，其哲学基础是唯心的。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将其重道轻文的主张，向更加片面的方向发展，甚至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对立起来。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文看作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又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答吕伯恭》）他主张文统一于道反对李汉的文者贯道之器和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说法。朱熹认为道外无物没有离开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反映。这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带着理学家排斥纯文学的偏见。

程、朱之后，理学成了儒家的正统，在其后的几百年中，对文道关系的种种意见，便主要表现为宣扬理学与反对理学的斗争。陈亮在《送吴允成运干序》中指出：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这正是理学家的致命伤。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们所强调的道，其片面性也表现在这里。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李贽对于假道学的批判，在当时曾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雕虫篆刻的形式主义作品，主张明道致用。黄宗羲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李杲堂墓志铭》)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他们所说的道，与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是不同的。

清代的章学诚，对六朝以来关于文道关系的论争作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论道。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这是他论道的基本观点。在《原道下》中，他谈到文与道的关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这里说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为文章使文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这就是文与道的统一。韩愈只讲约六经之旨而为文，章学诚的重要发展是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所谓随时，就是要合乎时代的实际需要，针对时弊而发。他所说的道的内涵，虽以儒家思想为主，却又突破了儒家之道。他认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原道上》）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诗教上》)这些，都与封建卫道者不同。章学诚也很重视文的特点与规律，他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辨似》)所谓文自有理就肯定了文自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不是道的附庸；因而他也不同意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彩以为愉悦的说法。在封建社会的文论家中，章学诚的文道统一论，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比较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