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大全|《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推荐10篇)
2018-11-02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推荐10篇)。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国家赦免宽宥的恩典，都是给那些不轨之徒设立的。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绝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只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用从重的处罚。这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滋生出许多奸诈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长孙皇后生了病，日渐危重。皇太子承乾对皇后请求说：“所有的医药都用遍了，现在母后的尊体仍不能痊愈，请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愈。”长孙皇后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行善修福能延长寿命，那我向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平素行善都无效，那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免犯人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不过是皇上有意识保留的一种外来宗教罢了。常怕做出有违事理体统的事情，现在怎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说的办。”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贞观政要》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①，或有诈伪阶资②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③，胄④据法断流⑤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⑥，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⑦，臣不敢亏法⑧。”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⑨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⑩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选自《贞观政要》)
【注释】
①选举：检举。
②诈伪阶资：谎报官阶与资历。
③事泄：干的坏事败露。
④胄(zhu)：戴胄，唐初大臣。
⑤断流：断，判案；流，流放，充军。
⑥敕(chì)：帝王的诏书、命令。
⑦所司：主管司法的部门。
⑧亏法：枉法。
⑨窃：私下。
⑩法：运用法律。
小题1：用“/”线划出下面句子在朗读时的正确停顿(只划一处)。(1分)
此 乃 忍 小 忿 而 存 大 信
小题2：解释文中划线的字。(3分)
①俄( ) ②狱( ) ③忿( )
小题3：用现代汉语说说下列句子的意思。(2分)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
小题4：对于戴胄执法办案一事，太宗前后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4分)
参考答案：
小题1：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小题2：①不久 ②案件 ③生气，愤怒
小题3：法令是国家用来将最大信用公诸天下的；帝王的言语，只不过是一时喜欢或者愤怒的发泄罢了。
小题4：前：愤怒，疑惑不解；后：心悦诚服。
题目分析：
小题1：试题分析：首先要理解语句的意思，看看句子中各个词语的成分，“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乃”，“是”的意思，后面的部分是它的宾语。这样分析之后，根据语意停顿也就出来了，“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点评：句子的断句实际是对句子意思的理解的考查。画停顿时，首先要看一下句子是什么意思，根据句意把句子画开。一般情况下，句子的主谓之间、动宾之间、长的修饰语与中心语之间、转折词语之前、发语词之后、古二今一的词之间要停顿。
小题2：试题分析：“俄“根据语境可知，是表示时间的词语，在课内文言文中也有接触，即为不久。 “狱”也是课内文言文中出现过的重点的古今异义字，即为案件。“忿”在句中即为“怒，愤怒”。
点评：文言词语，包括实词和虚词两类。文言词语的考查以实词据多。考查的词语，一般为通假字、多义词、古今异义词、词性活用词等。当然仍以课文下面的注解为主。学习中要注意理解，避免死记硬背，并做到重点突破，对于易错、易混词要加以积累。课外文言文考查一定想到课内，另外还要根据语境加以推断。
小题3：试题分析：“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首先要根据前后文章内容读一下，注意句子的停顿，会停顿就能基本理解句子的意思。具体翻译时要注意，关键词语的意思必须要落实。此句中的关键词有“所以”“ 耳”等。“所以”是“用来”的意思，“耳”是句末的语气词，译为“罢了”。把各个词语的意思连缀起来，语意通顺即可。
点评：翻译文言语句是文言文阅读的必考题。文言语句的翻译一般有两种方法，直译和意译，中考时常采用直译。直译讲究字字落实，特别是关键词语的意思必须要呈现出来。文言语句的翻译首先要知道文言词语的意思，当然课外的文言语句翻译时，放到语境中，根据上下文推断也不失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小题4：试题分析：理解文章中的两处“太宗曰”的语句，先是“朕初下敕⑥，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卿欲卖狱乎？”后是“ “朕法⑩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可知，一开始不理解，甚至有些震怒，后来不仅理解了，而且很赞同。
点评：做题时，要先审题，再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确定答题范围。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做题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文言文理解起来更要根据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来做推断，要在文中找到关键语句并加以比较体会，即可得到正确的答案。
拓展：
文言文参考译文：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说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所说的‘六邪’。如果贤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时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
《礼记》说：“秤杆一提，物体的轻重就称出来了；绳墨一拉，曲直就显示出来了；规矩一比，方圆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说他们奸诈。”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以法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君就像是容器，百姓就像是水，水或方或圆在于容器，而不在于水’。所以尧舜以仁义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行善;桀纣以残暴治天下，人们都跟随他作恶。下边所做的，都是跟随上边所喜欢的。至于像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爱好释迦牟尼、老子的教义。梁武帝晚年，经常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百官都带大帽，穿高靴，乘车跟随皇上，整天谈论苦呀空呀那一套佛家教义，从不把军机国务典章制度放在心里。等到侯景率兵攻向京城，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大多不会骑马，狼狈不堪地徒步逃跑，死在路上的人比比皆是。梁武帝和简文帝都被侯景囚禁逼死。梁孝元帝在江陵，被万纽于谨领兵包围了，还不停止讲《老子》，百官都穿着军服听讲，不久城被攻陷，君臣都被囚禁。庾信也叹息他们这个做法，后来作《哀江南赋》，就说道：‘宰相把战争当做小孩游戏，官吏把清谈当做朝政策略。’这事也足可作为鉴戒。我现在所喜欢的，只在于唐尧、虞舜的法则，周公、孔子的教谕，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儿靠水一样，失去它就必须死亡，不能片刻没有。”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神仙本来是荒诞虚妄的，空有其名。秦始皇却分外爱好仙术，结果他被方士欺诈，竟派童男童女几千人，跟随方士入海去求神仙，方士逃避秦的苛政暴虐，因此留居海中不再回来，始皇却在海边徘徊等待他们，结果在返回的路上病死沙丘。汉武帝为了求得神仙，竟将女儿嫁给卖弄道术的人，他们的说法不灵验，就把方士杀掉。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神仙是不能乱求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说：“隋炀帝生性多疑，只听信邪门歪道，他相当提防胡人，乃至于把胡床称作交床，把胡瓜称作黄瓜，还修筑长城抵御胡人。他又听信方士的邪说，认为姓李的人要篡权夺位，于是杀死将军李金才，其他姓李的人也几乎杀尽了，但有什么用呢?后来终于被大臣宇文化及派遣令孤行达杀死。一个君王，只需修养品德，使自己公正无私，其他都是虚浮之事，何足挂念。”
贞观七年，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说要引荐能工巧匠杨思齐入朝。唐太宗下令试试他的本领，段纶就让杨思齐做木偶戏的戏具。唐太宗对段纶说：“推荐的能工巧匠，必须对国家有益，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不是鼓励百工做奇巧的戏具供人娱乐吗?”于是下诏将段纶贬官，并且禁止了这种游戏。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太宗纳谏》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选自《贞观政要》）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平常放在宫中饲养。一天，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唐太宗大怒，要杀那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后，一定怨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知道后，一定看不起我国，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他对大臣房玄龄说：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确是很有益的。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能长期教化天下，他们当政时假如国家内部安定，那么必定就会有外乱骚扰。而如今远方外族归顺我朝，天下五谷丰登，盗贼不起，国家内外宁静。这绝非我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实在是有赖于各位大臣的鼎力辅佐啊。然而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虽然明知今天无事，也得考虑如何才能有始有终。要经常这样反省思索，才是难能可贵。”魏徵深表赞同，说：“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君主和大臣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有时君主圣明，而臣下不贤;有时遇上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天下太平，假如当初大唐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想广施教化和仁义，要想促成今日之美政，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国家升平，但是臣等还不敢就此坐享太平，也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孜孜不倦!”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君主想做好事的，往往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本是泅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起初他能够救危难诛暴秦，所以成就了帝王大业，但如果他在位的时间再延长十几年，他肯定会因放纵逸乐而陷于衰败，不能保住他当初创下的功业。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汉惠帝本是嫡长子，他温恭仁孝，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汉高祖被爱姬的儿子所迷惑，想另行废立;萧何、韩信，是汉代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可是萧何曾被无端打入大牢，韩信也无缘无故遭到贬黜，最后被诛杀三族，其余功臣像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谋反叛逆。汉初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悖逆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功业的明证吗?所以我不敢自恃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心怀忧患，经常用历史上的危亡来警戒自己，以激励自己将治国政策贯彻到底。”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各位公卿大臣说：“我继承帝业以来，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如今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归顺了，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致吗?其实这是得益于各位大臣的辅佐之功啊!现在是我们思考如何善始善终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我们大唐的丰功伟业、恩德福祉流芳百世，泽被四方，使数百年之后的人读到大唐的历史，无不为我们灿烂辉煌的业绩而赞叹不已。难道历史上就只有周代、汉代以及光武、明帝的功绩才称得上是万世的楷模吗?”房玄龄说：“陛下雄韬大略，功德无量，把功劳推让给群臣，今天天下太平，这是你的圣德，我们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能有始有终，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有希望了。”唐太宗又说：“我时常阅读历史书籍，发现平定乱世的君主年龄一般都超过四十岁，只有光武帝年仅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起兵征战，二十四岁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就做了天子，这是当今武功胜过古代的缘故。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没有时间读书，所以贞观以来，我一有时间就阅读书籍，可谓手不释卷。我谨记以史为鉴的古训，从古代圣贤书中，我知道了风化的根本，政治的关键。依此施行了几年，天下终于获得了治理。如今民风淳朴，子孝臣忠，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文化胜过古代的缘故。从周代、秦朝以来，戎狄等边境少数民族时常侵犯中原，现在他们都已归顺了朝廷，这是民族关系胜过古代的缘故。我有何德才和能力，能够取得这样的功业?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三个方面的业绩，奠定了如此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很贤德。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奉天承运，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对语言的要求是崇尚朴实而弃绝浮华;论人，则重用忠臣良将，鄙视奸佞小人;制度上，杜绝奢侈崇尚俭约;谈物产，重视谷物棉帛，轻视奇珍异宝。他们在治国初期，都能遵守这些条款，可是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伤风败俗。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乃万民之尊，富有天下，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抗，他的意愿人人必须依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溺，礼节被嗜欲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并不难，难的是行;行也不难，难的是善终。”说得太正确了。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威震四方，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天下初定时，陛下能克服自己的嗜好私欲，克勤克俭，身体力行，致使国泰民安，达到至治。论武功，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若论仁德，你与古代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帷幄之中接受陛下圣明的旨意。陛下时常告诫臣下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可丧失;保持节俭的习惯，不可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圣德之音至今仍在我耳边时时响起，臣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稍稍偏离了以往的志向，敦厚淳朴的风气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下来。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陛下在贞观初期，实行无为无欲、清静祥和的政治教化政策，即使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此风的感化。但如今看来，这种风气正在慢慢消失，听言语似乎比古代的君主高明多了，论事，则连一般平庸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具有上哲之智的圣明之君，但汉文帝拒绝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因为国家法典禁止奇装异服，焚烧了大臣献上的雉头裘。而今天，陛下到千里之外去寻找骏马，到异城去搜求奇珍异宝，这些行为都被老百姓和少数民族见怪和轻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一。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百姓，孔子作了一个比喻，他说：“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的车子，真让人恐怖啊!”子贡问：“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孔子说：“不用‘道’来引导百姓，这是我所痛恨的，如果这样治国，怎能无所畏惧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为君者怎么可以不敬畏老百姓呢?陛下在贞观初期，把老百姓当做饱尝战争创痛的伤员，体恤他们的艰辛，爱民如子，凡事崇尚俭约，不营造宫室以免劳民伤财。然而近些年来，陛下开始放纵奢侈，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任意役使百姓，还说：“老百姓没有事情就会懒惰放肆，有了劳役就容易驱使他们。”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岂有害怕他们放纵，而故意向他们施加劳役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至理名言。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二。
陛下在贞观初期，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如今，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役使百姓，谦逊节俭的风气一年年在消失，而骄纵奢侈的习惯在与日俱增。虽然牵挂老百姓的话语还不绝于口，但享乐之事也时时萦绕于心。有时候，陛下想营造宫室，又担心有人提意见，就说：“如果不修宫殿，我的生活就会不方便。”根据君臣之谊，臣子怎么可能再进谏呢?陛下此言意在杜绝意见，哪里谈得上是择善而从呢?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三。
君子立身为人，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每个人要受到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对于习惯不可不慎重，不可不深思。陛下在贞观初期，励精图治，注重名节，不存私欲，乐于施与，亲近重用君子，疏远贬斥小人。现在却恰恰相反，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疏远君子，是敬而远之;亲近小人，是轻信重用。太近就看不到别人的缺点，太远就不知道别人的正确。不知道君子的正确，其结果不是有意离间就是会自然疏远君子;不辨小人的缺点，那么就会主动去亲近他们。亲近小人，不是治国之道;疏远君子，就能够使国家兴盛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四。
《尚书》说：“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来妨碍有益的事，大功才会告成;不要用奇珍异宝来迷惑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轻贱日常之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知足。狗、马这些家畜不是因为本性会被驯服而不被饲养，而珍禽异兽则因为自然的野性所以才不会出产在国内。”陛下在贞观初期，仿效尧、舜，弃绝金银珠宝，返璞归真。可是近年来，猎奇之心日起，奇珍异宝之类中原罕见之物，源源不断地从偏远的异域运送过来。皇上自己嗜好奢侈品，却希望黎民百姓保持淳朴的民风，这怎么可能呢?朝廷不为民造福，却奢望国富民强，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五。
贞观初期，朝廷求贤若渴，只要有人推举好的人才，都能够信任并加以任用，让他们发挥长处，唯恐错失人才。但近年来，在任用人才上显得随心所欲。对于人才，朝廷或者因为许多人共同推荐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个别人的诋毁而罢免他，或者根据多年的政绩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一时的怀疑而疏远他。一个人的行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受人诋毁的人，未必真的行为不端，多年形成的品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君子有自己的襟怀，他们行仁义之事而弘扬道德;小人也有自己的品行，他们喜好用谗言中伤别人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陛下不明察事情的根源，就轻易赏罚，这样做，会使坚守君子之道的人日渐疏远，而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逐渐得逞。所以现在大臣们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保全性命和官职，没有谁再愿意为国尽职尽忠。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六。
陛下当初刚刚即位的时候，凡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杂念，丢掉打猎的网、箭等工具，不再想打猎的事情。但几年之后，这条戒律被废除了，虽然不像太康那般纵情无度，在洛阳打猎十旬都不返回，但还是给老百姓留下了讽刺的话柄。比如，陛下不远千里，向边远异族征求打猎用的老鹰和猎狗。还有打猎的地方太远，需要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陛下以骑马打猎为乐事，不考虑是否会有意外的变故发生，如果真有不测，还可能挽救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七。
孔子说：“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对君主尽职尽忠。”所以，君主对臣下不能够薄情寡义。陛下初登皇位的时候，能够礼贤下士，君主的恩德由上至下，臣子都感受到了陛下的仁义。臣子的忠义之情由下至上，都愿意为朝廷不遗余力地进献自己的赤胆忠心。然而近年来，君臣之义却遭到忽略。有京城外的官员入朝奏请政事，看到朝廷上这种情况，想明言指出，又担心这会使君臣双方的关系更不融洽，所以欲言又止。有的人自愿请命，但朝廷又不行赏赐，不给予相对的礼遇，这些人无奈之下只得罢休。皇上有时因为臣子有些缺点，就怪罪他们，责备得过细过烦，臣子虽然能言善辩，也无法为自己的一腔忠诚申述。如果这样，还希望君臣上下同心，水乳交融，不是很困难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八。
古话说：“骄傲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快乐不可以过度，志向不可以太高。”这四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为以前的君主带来了福祉，让通达的贤才深以为戒。陛下在贞观初期，对政务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委屈自己以保全别人。可是近年来，开始显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依仗宏大的功业，蔑视以往的君主，自认为具有圣明的智能，轻视当代俊才，这是骄傲滋生的表现。做事情随心所欲，有时即使克制自己的私欲接受了臣子的建议，也终究是意难平，这是欲望放纵的表现。陛下喜欢嬉游，乐此不疲，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务，但对政务已不再专心致志，这是逸乐过度的表现。现在四海归心，天下太平，可是朝廷仍然兴师动众，不断讨伐边远地区的异族，这是志得意满的表现。长此以往，将使谄媚者只会顺从圣旨不讲真话，而被疏远的人，会因为害怕触犯龙颜而噤若寒蝉。这样势必会削减陛下的圣德。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九。
过去陶唐、成汤的时代并非没有灾害，而他们的美名却万古流芳，这是因为他们都能够有始有终地实行无为无欲的政策，遇到天灾，他们就为黎民百姓分忧解难。风调雨顺的年代，他们也戒骄戒躁。贞观初期，中原连年遭受霜灾、旱灾，老百姓纷纷迁居关外，他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虽然尝尽了旅途的颠沛流离，却没有一家一户逃亡，没有谁抱怨，这都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怀有体恤百姓的良苦用心，所以即使死去也没有二心。可是近年来，老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关中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干杂活的匠人，都被官府雇佣，服兵役的人，被四处驱使;皇帝为采购用物到处搜寻，送货脚夫的足迹不绝于道路。这样下去势必会带来弊端，老百姓宁静的生活会受到干扰，再加上这几年来水旱灾害时断时续，稻谷青黄不接，恐怕如今百姓的心，再不如贞观初期那般祥和宁静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十。
我听说“祸福不会凭空降临，除非人自己招惹是非”。“人如果不挑衅，妖怪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陛下统治天下已有十三年，威加四海，万民臣服，年年五谷丰登，礼法教化也重新得以确立。家家户户都知道遵守道德光荣，菽粟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可是近年来，旱灾不断，现在已经殃及到了周围的郡国。凶恶的坏人犯上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这样近的地方。上天怎么会说话呢?这是天意，老天在显示征兆以警戒世人，现在是陛下应该警醒，勤于政务的时候了。如果陛下看见警戒能够产生畏惧，施行仁义，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商汤那样严以律己，前王们孜孜以求的条例都能够勤勉地执行，对如今败坏仁德的行为，都能够反省并改过，以此来改变百姓对朝廷的看法，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永享太平了，灾祸怎么还可能产生呢?社稷的安危，国家治乱，全系于陛下一人啊!当今乃太平盛世，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仍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今是创造伟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不我与，稍纵即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陛下应当三思，这也是臣下时常牵挂于心的事情。
为臣确实愚昧无知，不通事理，略举所见十条，有扰陛下圣听。但愿陛下采纳臣下狂妄之言，参考这些浅薄的议论，希望一得之见能有补于圣上，这样为臣虽死犹生，甘受刑戮。
看罢奏疏，唐太宗对魏徵说：“臣子侍奉君主，只顺从旨意是很容易的，忤逆君王的心意可就太难了。你作为我的助手，能常常想着向我进谏，的确难能可贵。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希望能够改正，在政务上做到善始善终。如果违背了你的意见，我又有何颜面再见到你?又怎么才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我得到你的奏疏之后，反复研读思考，觉得你的意见言辞激烈但道理坦直，所以我将它贴在屏风上，早晚都能够看到。还把奏疏交付给编写史书的官员抄录，希望千年之后，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君臣之间的情义。”事后，唐太宗赏赐给魏徵黄金十斤，良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周围侍臣们说：“平定天下，我已经做到了，可是，如果守天下不得法，功业也难以保住。秦始皇起初也曾平定六国，据有四海，到他晚年却不能很好地守住江山，这个教训真可作为鉴戒。各位大臣，你们应该公而忘私，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就能最终保持。”魏徵说：“臣听说：打胜仗容易，保持胜利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已显赫，德行教化又深入人心，如果能永远用这种态度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魏徵：“我看近代的帝王，有一代两代的传位十代的，有只延续，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的。我之所以常常感到忧虑恐惧，或者是因为害怕抚养百姓未能做到各得其所;或者是因为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自己又不能觉察到。请你为我讲讲其中的道理，我将把它们当做准则。”魏徵说：“嗜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无论贤者、愚者都在所难免，只是贤者能够有所控制，凡事不过度，愚者却恣意放纵，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陛下圣德高远，能够居安思危，衷心希望陛下能抑制私欲，善始善终，成就完美的功业，造福千秋万代。”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臣子的类别：有阿谀奉承的臣子，有篡夺君权的臣子，有立功的臣子，有圣明的臣子。对内不能用他来统一民众，对外不能用他去抵御患难;百姓不亲近他，诸侯不信任他;但是他灵巧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从君主那里博得宠幸：这是阿谀奉承的臣子。上不忠于君主，下善于在民众中骗取声誉;不顾有利于公家的原则和普遍适用的道义，拉党结派互相勾结，把封锁蒙蔽君主、图谋私利作为自己的主要事务：这是篡夺君权的臣子。内足可用他来统一民众，外足可用他来抵御患难;民众亲近他，士人信赖他;上忠于君主，下爱护百姓而不懈怠：这是立功的臣子。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护百姓;对政策法令和教育感化，他如影随形马上给下民作榜样;应付突发事件、对待事变，他就像回声一样敏捷迅速;推论类似的事物、综合对照同类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变化无常的情况，他的举措处处能成为准则榜样：这是圣明的臣子。所以任用圣明的臣子就能称王天下，任用立功的臣子就会强盛，任用篡权的臣子就会危险，任用阿谀奉承的臣子就会灭亡。阿谀奉承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丧命;篡权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危险;立功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荣耀;圣明的臣子被任用，那么君主一定会尊贵。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叫做阿谀奉承的臣子。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阳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叫做篡夺君权的臣子。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咎犯、楚国的孙叔敖，可以称为立功的臣子了。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太公，可以称为圣明的臣子了。以上这些就是臣子的类别，它是预测国家安危与辨别君主贤不贤的标准，君主一定要谨慎地记住它，并慎重地亲自选用大臣，这足可用作参考的准则了。
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顺从，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谄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叫做忠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叫做篡夺。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的党羽罢了，这种人叫做国家的奸贼。君主有了错误的谋划、错误的行为，国家将危险、政权将灭亡，这时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离去，这叫做劝谏;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呈意见，意见被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就殉身，这叫做苦诤;如果有人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强迫君主、纠正君主，君主虽然不服，却不能不听从，于是就靠此消除了国家的大忧患，去掉了国家的大祸害，结果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做辅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错误行为，因而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耻辱，功劳足够用来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所以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大臣，是国君的宝贵财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优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涂的国君却把他们看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英明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愚昧的君主所惩罚的对象;愚昧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却是英明的君主所杀戮的对象。伊尹、箕子可以称为劝谏了;比干、子胥可以称为苦诤了;平原君对于赵国来说，可以称为辅助了;信陵君对于魏国来说，可以称为匡正了。古书上说：“依从正确的原则而不依从国君。”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坚持正义的臣子得到进用，那么朝廷就不会偏邪不正;劝谏、苦诤、辅助、匡正的人受到信任，那么君主的过错就不会延续很久;勇猛有力的武士被使用，那么仇敌就不敢兴风作浪;边境上的大臣安置好了，那么边境就不会丧失。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欢团结别人共事而愚昧的君主喜欢孤家寡人;英明的君主推崇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而享有他们的成果，愚昧的君主忌妒贤德的人、害怕有才能的人而埋没他们的功绩。惩罚自己的忠臣，奖赏自己的奸贼，这叫做极其昏庸，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
侍奉圣明君主的，有听从而没有劝谏苦诤;侍奉一般君主的，有劝谏苦诤而没有奉承阿谀;侍奉暴君的，有弥补缺陷除去过失而没有强行纠正。被逼迫、受挟制地生活在混乱的时代，走投无路地住在暴君统治的国家，而又没有办法避开这种处境，那就推崇他的美德，宣扬他的善行，不提他的罪恶，隐瞒他的失败，称道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把这些作为既成的习俗。《诗》云：“国家有了重大政令，不可把它告诉别人，否则就会危害自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恭敬而又谦逊，听从而又敏捷地执行命令，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决断和选择，不敢再根据私利去取舍，把顺从君主作为自己的志向，这是侍奉圣明君主的合宜原则。忠诚守信而不阿谀，劝谏苦诤而不谄媚，强硬地坚决挫败君主，思想端正而没有偏斜不正的念头，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侍奉一般君主的合宜原则。调和却不随波逐流，温柔却不低头屈从，宽容却不和君主一起胡乱妄为，用最正确的原则去启发君主而没有不协调和顺的，那就能感化改变君主暴虐的本性，时时把正确的原则灌输到他心中去，这是侍奉暴君的合宜原则。侍奉暴君就像驾驭未训练过的马，就像抚养初生的婴儿，就像喂饥饿的人吃东西一样，所以要趁他畏惧的时候使他改正错误，趁他忧虑的时候使他改变过去的行为，趁他高兴的时候使他走入正道，趁他发怒的时候使他除去仇人，这样就能处处达到目的。《尚书》说：“服从命令而不违背，暗暗规劝而不懈怠;做君主要明智，做臣子要谦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侍奉君主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积极;积极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恭敬;恭敬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不忠诚;忠诚了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功绩;有了功绩却不合君主的心意，是因为没有品德。所以没有品德如果成为一种德行，就会伤害积极、毁掉功绩、掩没苦心，所以君子是不干的。
有头等的忠臣，有次一等的忠臣，有下等的忠臣，有国家的奸贼。用正确的原则熏陶君主而感化他，是头等的忠诚;用道德来调养君主而辅助他，是次一等的忠诚;用正确的去劝阻君主的错误却触怒了他，是下等的忠诚;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得失，只是苟且迎合君主、无原则地求取容身，以此来保住自己的俸禄、去豢养结交党羽罢了，这是国家的奸贼。像周公对于周成王，可以说是头等的忠诚了;像管仲对于齐桓公，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忠诚了;像伍子胥对于夫差，可以说是下等的忠诚了;像曹触龙对于商纣王，可以说是国家的奸贼了。
仁德之人必定尊敬别人。一般说来，一个人不贤能，那就是没有德才的人。别人贤能却不去尊敬他，那就是禽兽了;别人没有德才而不去尊敬他，那就是在戏弄老虎。人如禽兽就会胡乱妄为，戏弄老虎就会十分危险，灾难就会落到他身上了。《诗》云：“不敢空手打老虎，不敢光脚把河渡。人们只知这一点，不知其他有害处。要害怕啊要小心，要像面临那深渊，要像脚踩那薄冰。”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讲究仁德的人必定尊敬别人。
尊敬别人有一定的原则：对贤能的人就景仰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畏惧地尊敬他;对贤能的人就亲切地尊敬他，对没有德才的人就疏远地尊敬他。尊敬是一样的，实际内容是两样的。至于那忠诚守信正直老实而不伤害人，那是对待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这是仁德之人的本质。以忠诚守信为本体，以正直老实为纲纪，以礼义为规范，以伦理法律为原则，稍微说一句话，稍微动一动，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诗》云：“不犯错误不害人，很少不成为准则。”说的就是这种人。
恭恭敬敬，就是礼节;协调和谐，就是音乐;谨慎小心，就是利益;斗殴发怒，就是祸害。君子喜爱礼节、音乐、利益，谨慎小心而不斗殴发怒，因此各种行动都不会失误。小人就与此相反。
使忠诚不至壅塞而达到通畅，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这三种情况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能明白的。向君主谏诤，然后才能行善;违背君主，然后才能立功;豁出生命而没有私心，极其忠诚而公正：这叫做使忠诚畅通无阻而达到顺从，信陵君类似于这种人了。夺取君权，然后才能实行道义;杀掉君主，然后才能实现仁德;君臣交换位子，然后才能做到有操守;功业与天地并列，恩泽施加到广大民众：这叫做改变危险的局面而达到安定，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君主错了却还和他齐心，只是无原则地附和君主，不顾是非，不讲曲直，苟且地迎合君主以求得容身，迷惑昏乱而狂妄无知地追求生活享受：这叫做祸乱必伴随迎合君意随声附和而来，飞廉、恶来就是这种人。古书上说：“有了参差才有整齐，有了委曲才有顺从，有了不同才有一致。”《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成为各国的表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冯立，唐武德年间东宫统帅，深受太子李建成的厚待，太子死后，他以前的随从有很多都逃走了，冯立感叹道：哪有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惠，太子死了各自逃走避难的道理?于是率兵在玄武门与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苦战，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然后对手下随从说：“只有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来报答太子了。”然后解散军队躲藏起来，第二天，冯立面见太宗李世民请罪，太宗对他说：“你昨天带兵来和我的军队战斗，使我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你如何能够逃过这项死罪?”冯立哭着回答：“我冯立生来侍奉太子，希望能够为他卖命，所以当时战斗的时候，我没有顾忌太多。”说完悲痛不已，太宗好言安慰他，并封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他的亲信说：“遇到这样大的罪过却免于一死，我一定要以死报答圣上。”不多久，突厥攻打便桥，冯立率一百余名骑兵与突厥兵大战于咸阳，杀死突厥兵许多人，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太宗听说后大加赞叹。当时，齐王李元吉府上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冯立一同作战，等敬君弘、中郎将吕衡被杀，士气低沉，秦王府护军军尉尉迟恭杀死李元吉并拿着李元吉的人头让谢叔方看，谢叔方下马大哭，离开了军队逃走了，第二天便自首了，太宗说：“谢叔方真是仁义。”命令左右释放谢叔方，并封他为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地说：“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并写了一封信：“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因此有这些馈赠。”隋朝末年，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到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左右。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思廉严厉地叫道：“唐公举义兵，本意在于匡复王室，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众人敬服他的言行，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并向太宗上表说：“我等受命于太上皇，在东宫做事，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得罪了百姓和神灵，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担负罪过，但却没有如愿。陛下既往不咎，反而赐予官职，臣等怎样报答呢?陛下德义广播，道义超过历代国君，想着过去之情，能够明晓国家大义，展示骨肉间的深情，重新安葬二王。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二王旧臣，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万事尽毕，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瞻望墓地，希望在安葬的当天，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允许了他们。于是太宗下令，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忠臣烈士，哪一个朝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王珪说：“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见群贼乘机叛乱，于是到江都，向隋炀帝进谏，让他还师京城。炀帝不听劝告，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炀帝大怒，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太宗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他却说：‘我蒙受隋朝任用，已经侍奉两代帝王。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现在我们是仇敌。’于是拿箭射他儿子，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只剩他一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我承受国恩，担当统帅，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导致今天的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话没说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这种忠义操守，足堪嘉奖。”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上奏朝廷。
贞观六年，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不可以罢免我。我本性刚烈，如碰到挫折，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所以将升迁你。”陈叔达回答：“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是导致灭亡的灾祸，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太宗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
贞观八年，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太宗听了这件事，在朝堂上说：“此人在世的时候，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这样，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呀。”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又要治他的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谨慎，自始至终不改的，只不过是屈突通、张道源罢了。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不好的马，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弘节死后，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妻子卖掉珠宝首饰，并没有什么罪过。认为一个人清白，就什么都好;怀疑一个人不清白，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这是我做事不好，没有思考成熟，说错了话，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像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
贞观八年，太宗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太宗问房玄龄：“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右仆射李靖说：“关内道的事务重大，只有魏徵才行。”太宗严肃地说：“我要到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够匡正我的错误吗?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没有道理了。”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
贞观九年，萧瑀担任尚书左仆射。一次，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的确有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不能用刑罚威胁他，真是国家的人才啊。”于是赐诗写道：“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萧瑀拜谢说：“承蒙你的训诫，赞许我的忠贞，我虽死犹生。”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为他的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当年死得冤枉，数百年后才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拜读陛下的祭文，既感动，又欣慰。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怎敢不勉励名节，知道为善终有好报。”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的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特进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身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和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对臣子的态度，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之中方见劲草，寒冬季节才显松柏。对隋朝来说，毕竟表现出他的一片忠心。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可以值得称道?他们还有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散离，没有留下来的，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真能继承父兄的风骨。”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升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就不要有所遗弃。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译文
作者：赵蕤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伏羲、女娲、神农，称三皇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
(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时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颛顼者，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高辛者，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人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尧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虞舜者，善无微而不着，恶无隐而不彰，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而就制。
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议曰：韩信云：“项王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诸葛亮曰：“荆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今将军诚命猛将与荆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势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设矩备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昔三代明王，启建洪期，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左传》曰：“楚围宋，宋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搜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使郄縠将中军。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恭。’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人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议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垄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拨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枭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体干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干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荀悦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士，龙兴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极，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鱼断蛇，异物同符，岂非精灵之感哉?”
《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斯之谓矣。
夏政忠，忠之弊也朴，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汉承其弊，得天统矣。
孔融曰：“周武从后稷以来至其身，相承积十五世，但有鱼鸟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枭之。高祖入秦，赦子婴而遣之。是其宽裕，又不如高祖。”
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祖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祖功臣，皆以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措。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人。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机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苛烦，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言缓刑之美也。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人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曰：“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如耳!严刑恶足小哉!)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艺，善鼓瑟琴，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邢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饬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寤，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哀成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国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耶?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业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夺之祸。推此言之，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谓黄、虞复出也。乃矜其威诈，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内外怨恨，远近俱废，城池不守，肢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墟，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声，余分润位，为圣王之驱除云。”
吴王孙权论吕蒙曰：“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在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而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此驱除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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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魏高贵乡公问荀顗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辑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垄亩，芟夷秦、项。考其功德，谁为先后?”
顗对曰：“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汉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上曰：“少康先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谋，卒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宏仁，岂能济斯勋乎?汉祖因土崩之势，收一时之权，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其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中平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议曰：桓帝问侍中爰延曰：“朕如何主也?”对曰：“汉中主。”“何者?”“尚书令陈蕃任事则理，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发，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远也，方舟而后能济。元帝之时，而任宏恭、石显;暨于桓、灵，加以单超、张让;既斁彝伦，遂倾宗国。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呜呼!百代之后，其鉴之哉!”
古语曰：“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曰：“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
由此言之，是知昏乱之君，将以开圣德矣。)
自炎精不竞，宇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
“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
“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陈寿云：“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狭。”张辅曰：“何为其然?夫拨乱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诸葛孔明达礼知变，殆王佐之才，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关侯、张飞皆人杰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安强，不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间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二杰而已。”
魏帝问吴使赵咨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孙策疮甚，呼弟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陈寿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鞫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
(吴张俨《默记》论诸葛亮、司马宣王二相优劣曰：“汉朝倾霸，天下分崩，二公并遭值际会，托身明主。孔明起蜀汉之地，蹈一州之上，方之大国，盖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或曰：“晋景、文，兄弟孰贤?”
(魏明帝崩，立养子齐王芳，遗诏使曹爽与司马宣王辅政。宣王诛爽，自专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师、字子元，代立辅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辅政，杀高贵乡公，立陈留王。后陈留王以魏禅晋，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吴，天下一统。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乱，五胡入中原矣。)
虞南曰：“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着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纂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彦，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干宝《晋总论》曰：“昔汉宣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业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轸，驱驰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世宗承基，太祖继业，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光前烈。然后推毂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
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节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人咏维新，四海悦劝矣。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人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隙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林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附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乐声，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
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因瀍、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
(元帝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后肃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将谋为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敦。敦败死也。)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
(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马玄博综术艺，以雄豪自处。晋安帝以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
(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之王器也。”
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于乐推哉?)
宋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其事云何?
虞南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禽姚绍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部，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则汉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为优矣。”
(斐子野曰：“宋武皇帝，奇迹多于魏武，大德厚于晋宣。拔足行间，却孙恩蚁聚之众;奋臂荆、郢，扫桓玄盘石之宗，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回戈内赴则五岭靡余妖，命孙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隅席卷，擢朱龄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反为表里，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后请呼上帝，步骤前王，光有帝图，谓之义取者也。”
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余耻，狡动离乱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啸命六合，规模进取，未及逾年，坐盗社稷，自以名高汉祖，事捷魏晋，思专其侈，以冀恭己。若王谧、桓谦以人望镇领，衷王绥、谢混以后进相光辉，群从兄弟，方州连郡，民骇其速而服其强，无异望矣。高祖于时，朱方之一匹夫也，无千百之众，纠合同盟，电击二州，未及半旬，荡清京邑，号令群后，长驱江汉，推亡楚于匪隙，援衰晋于已颓，自轩辕以来，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于是人知攸暨，而王迹兴矣。”)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虞南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僇贤良，割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逾岁稔，遂移龟玉。缄滕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社倾沦，非不幸也。”
(孝武名骏，文帝第三子，为江州刺史。弟劭既弒逆帝，与颜竣于江州起义征邵，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尽杀孝武诸子，务为雕饰，天下骚然，崩，子昱立，无道，萧道成杀之。)
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世，诚有之乎?
虞南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穑之艰难，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庭，雕饰过度，然能委任王俭，宪章攸出，礼乐之盛，咸称永明。宰相得人，于斯为美。”
(议曰：子卫灵公之无道，康子曰：“夫如是，爰为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驼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爰为丧?”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
田单相齐，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厚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后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恶也。
故齐侯恶陈氏厚德，晏子谓齐侯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齐襄恶田单厚施，贯珠者谓襄王曰：“王不如嘉单之善，令曰：‘寡人忧人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之忧人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单之善，亦王之善也。”后里闾相与语曰：“单之爱人，乃王之教也。”
夫收臣下之权，宜如晏子及贯珠者。
昔汉祖疾甚，吕后问为相，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宋高祖大渐，戒太子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常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可以会稽处之。”
夫任贤用能，宜如汉高及宋祖矣。)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贼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以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议曰：贾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抱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义、礼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
晋惠帝太子遹有罪，阎纂上书谏曰：“臣伏念遹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君父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欲令知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非但东宫。诸王师友、文学，亦取豪族力能得者，岂有切磋，能相长益?今适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选师傅。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长孤宦、以学行自立者，及涉履艰难、名行素立者，使与游处。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但道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由此观之，故知太子者，选左右，俾喻教之，最急也。)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绎，为荆州刺史。破侯景，都荆州，为西魏万纽于谨来伐，执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聪明伎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忧，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议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智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知人则无乱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过人之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不免于乱矣。”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观其卑躬厉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由此观之，夫拨乱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故刘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艺善战，何益哉?”)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何也?(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第二子，受后魏禅也。)
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稔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议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贤者，而国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与人之谋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见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但在用与不用耳。苟为不用，反贻君谤，贤人君子，安能救败乱乎?”)
陈武帝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嵎，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猫鬼事起，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皆坐焉。)。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也。)。功臣良佐，诛剪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
袁绍爱少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殁而作谥，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
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
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二日，化生长育。)
其神为五帝纬(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勾芒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为火正也)，少昊配金(蓐收为金正也)，颛顼配水(玄冥为水正也)，黄帝配土(后土为土正也)。
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从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义之普，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为土者，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公孙臣贾谊以为汉土德，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传移之传也。五帝相代，常从金木水火土相胜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
(以吾观之，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汉，尧后也。尧，火德王，故汉为火焉。袁绍时耿包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以为袁舜后，舜土德君，故劝进焉。”是知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有自来矣。今秦，颛顼后，水德也。故秦为水德焉。)
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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