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经典二十篇)
2018-11-11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经典二十篇)。
⬭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
自古以来,道德一直是统治者用来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所谓“制度伦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统治者的治理行为的善恶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不可思议的巨大影响,其实正是……
作 者:王海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刊 名:江海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3) 分类号:B82-05 关键词: ⬭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
篇1:苏绰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渊源初探<\/h2>
本文是苏绰伦理思想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从基本框架和特征方面对苏绰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论述,并着重从其思想渊源方面去考察苏绰伦理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以透视当时思想界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指出其政治伦理思想对西魏北周政治的实际指导意义.
作 者:孔毅 作者单位: 刊 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 “” 分类号:B82 关键词:苏绰 政治伦理 思想渊源 篇2:苏绰个体伦理思想及其渊源初探<\/h2>
苏绰个体伦理思想及其渊源初探
苏绰个体伦理思想的要点是:强调主体的身心修养是为臣为君的根本;确立了社会各层级成员完善自我的.道德规范;认为道德意识必付诸道德实践.苏绰个体伦理思想主要渊源于儒家,兼及道、佛、墨、法诸家.由于苏绰个体伦理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因而对西魏的道德建设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本文也指出了苏绰个体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作 者:孔毅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政法系,重庆,400047 刊 名:重庆师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 “” 分类号:B235 关键词:苏绰 个体伦理 思想渊源 篇3:苏绰伦理法思想及其渊源初探<\/h2>
苏绰伦理法思想及其渊源初探
苏绰的法律思想是伦理法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儒家化从汉律开始,到唐律完成,魏晋南北朝法律思想则承先启后,苏绰伦理法思想就处于这样的地位.苏绰伦理法思想主要渊源于儒家伦理法传统.
作 者:孔毅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学院,经济政法系,重庆,400047 刊 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 “” 分类号:B235 关键词:苏绰 伦理法 思想渊源 篇4:《周书苏绰传》阅读答案<\/h2>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雄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
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太祖饯于东都门外。临别,谓让曰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太祖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余,太祖未深知之。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后太祖与仆射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太祖称善谓惠达曰:“谁与卿为此议 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之才。太啤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
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食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统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竞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 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田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藉之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太祖同,遂并力拒窦泰,擒 之于潼关。四年,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邑三百户。
绰性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治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无间言。太祖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之而已。绰尝谓治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每与公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十二年,卒于位,时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动左右。至葬曰,又遣使祭以冬宁,太祖自为其文。明帝二年,以绰配享太祖庙庭。
篇5:《周书苏绰传》阅读答案<\/h2>
A.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后太祖与仆射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人呈太祖/称善
B.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后太祖与仆射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太祖称善
C.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后太祖与仆射惠达论事/ 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太祖/称善
D.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后太祖与仆射惠达论事/ 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人呈/太祖称善
A.“太牢”指古代天子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少牢只有牛、豕,没有羊。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
B.“朱出墨人”本指用红色的字记录支出,用黑色的字记录收人,苏绰提出的这一区分出人情况的记账方法逐渐演变为现在的“红头文件”。
C.“配拿太祖庙庭”指苏绰的神位被供奉在太庙即配享太庙,太庙是供奉皇帝先祖及 本朝历代皇帝的地方,一般只有皇帝的先辈可享此殊荣。
D.“二千石”原指汉代郡守级别的官员,后泛指地方重臣和朝中髙品阶的官员。“累世 二千石”说明苏绰家世显赫。
A.苏绰才华横溢,深得众人喜爱。受堂兄苏让的推荐,做了行台郎中。行台各官署有疑难之事都向他请教,惠达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干。
B.苏绰广闻博识,受到太祖倚重。当太祖问起汉故仓地的事时,众人皆不知,苏绰却能详细作答。太祖在昆明池观看过下网捕鱼的第二天早上,当即授予苏绰大行台左丞之职。
C.苏绰很有谋略,和太祖心意相通。大统三年齐兵人侵,众将都打算分兵御敌,只有苏绰与太祖的意见相同,主张合力迎战窦泰,结果证明苏绰的计策是正确的。
D.苏绰节俭朴素,为国事鞠躬尽瘁。苏绰不治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广求贤才俊杰。政事无论大小他都了如指掌,最后积劳成疾,死在任上。
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
太祖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之而已。
答
10.B
(5分)太祖有时出去游玩,经常预先在空白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交给苏绰,如果有事情需要处理,苏绰便根据情况做出裁决加以实行,等太祖回来后,禀告他就可以了。
译文:
苏绰,字令绰,武功郡人,三国魏侍中苏则的第九代孙。他家代代都有人做到太守一级的官,父亲苏协曾任武功郡太守。
苏绰少年时期喜欢学习,博览群书,尤其擅长算术。他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北周太祖宇文泰在都城东门外设宴相送。即将分别时,宇文泰问苏让:“你家子弟当中,有谁可以担任官职吗?”苏让于是推荐苏绰。宇文泰便把苏绰召来,任命他为行台郎中。苏绰任行台郎中一年多后,宇文泰对他还不是很了解。但行台各官署有什么疑难的.事,都要找苏绰商量后才做出决定。颁行的各种公文,格式也是苏绰制定的。后来,宇文泰同行台尚书仆射周惠达讨论事情,周惠达回答不上来,请求到外面找人商量一下。于是周惠达把苏绰叫来,把讨论的事情告诉他,苏绰当即为他分析情况并做出裁决。周惠达进去向宇文泰禀告,宇文泰称赞他作出的决定,对周惠达说:“这个建议是谁给你出的?”周惠达回答说是苏绰,并趁机称赞苏绰有辅佐帝王的才干。宇文泰说:“我也很久就听说过他是个有才能的人了。”不久,任命苏绰为著作佐郎。
恰遇宇文泰和朝廷公卿们一起前往昆明池观看捕鱼,来到京城长安西边一个汉代故地叫仓池的地方,宇文泰回头向左右的人询间关于仓池的事,竞没有人知道。有人说:“苏绰知道的事情很多,请您问他吧。”宇文泰于是把苏绰找来,苏绰详细地作了回答。宇文泰极其高兴,于是从开天辟地、万物初生的情况一直问到历代兴亡的事迹。苏绰口才本来就好,随问随答,毫不迟疑。宇文泰更加高兴了。于是与苏绰信马由缰,边走边谈,来到昆明池,竟然没令下网捕鱼,就往回走了。宇文泰于是把苏绰留下来长谈直至夜间,向苏绰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自己则躺着听苏绰说。苏绰谈起帝王统治之道,并说到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学术的要点。宇文泰于是起身,整理好衣衫,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双膝不知不觉地向前移动。两个人谈到天亮还没有说完。第二天早上,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确实是个奇才,我将让他执掌大政。”当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掌机密。从此宇文泰对苏绰越来越信任。苏绰首次制定了文案的书写规则,用红色表示支出,黑色表示收入,他还制定了计量账目、管理户籍的方法。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北齐神武帝高欢统帅三路大军向西魏进犯。西魏各位将领都打算分兵御敌,只有苏绰与宇文泰两人意见相同,于是决定集中兵力迎战窦泰指挥的部队,在潼关将窦泰活捉。大统四年(538年),朝廷加任苏绰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他为美阳县子,食邑三百户。
苏绰生性节俭朴素,不治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因为国家还未平定,他常把安定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广求贤才俊杰,一起探讨治理国家的办法,凡是他所推荐的人,都受到了重用。太祖宇文泰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从未说过不满意他的话。宇文泰有时到城外去游玩,经常预先在空白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交给苏绰,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处理,苏绰便根据情况做出裁决加以施行,等宇文泰回来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苏绰曾说,治理国家官员们应该像慈祥的父亲那样爱护百姓,像严格的老师那样教诲百姓。苏绰每次与公卿议论政事,都要从白天一直谈到晚上,事情无论大小,他都了如指掌。他长期思虑过度,身体疲劳,于是得了气喘病。大统十二年(546年),苏绰死在任上,当时他四十九岁。太祖宇文泰为苏绰的死感到悲痛惋惜,他的悲伤触动了身边的人。到下葬那天,宇文泰又派人去用牛、羊、猪三种牲畜祭奠他,祭文是宇文泰亲手写的。北周明帝二年,让苏绰配祭于太祖庙庭。
篇6: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h2>
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归纳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6个方面,并把对我们的道德建设启示概括为以下3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着力加强“官德”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育官”环境.
作 者:王耀廷 作者单位:上海电力学院,社会科学系,上海,33 刊 名:上海电力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年,卷: 18 分类号:B222.2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以德治国 篇7:《北史·苏绰传》阅读答案<\/h2>
《北史·苏绰传》阅读答案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上饯于都门外。临别,谓曰:“卿家子弟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文帝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余,未见知。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台中咸称其能。帝与仆射周惠达伦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周文称善,谓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才。帝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
上与公卿往昆明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池,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乃召绰问,具以状对。上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辨,应对如流。遂留绰至夜,问以政道,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上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上同,遂并力拒窦泰,擒之于潼关。封美阳县伯。
绰性俭素,不事产业,家无余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已任。博求贤俊,共弘政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上亦推心委任,而无间言焉。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己。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十二年,卒于位,时年四十九。(《北史·苏绰传》)
A.寻除著作佐郎 寻:不久
B.博求贤俊,共弘政道 弘:改变
C.而无间言焉 间:嫌怨
D.上乃起,整衣危坐 危:端正
在官岁余,未见知,谁与卿为此议者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
A.两个“见”相同,两个“与”也相同。
B.两个“见”相同,两个“与”不同。
C.两个“见”不同,两个“与”相同。
D.两个“见”不同,两个“与”也不同。
A.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上同。
B.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上同。
C.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上同。
D.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上同。
A.苏绰之所以能做官,是因为他的堂兄苏让的推荐。开始,他并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后来因为许多官员找他解决疑难问题,才逐渐引起皇帝的注意。
B.苏绰非常有才学,尤其对于政治和历史有独到的见解。在随皇帝去昆明池的时候,苏绰详细陈述了帝王安帮定国的根本道理,委婉地劝谏皇帝不要享乐误国。
C.大统三年齐兵入侵,诸将都主张分兵抵挡,只有苏绰的想法得到了周文帝的认同,结果证明苏绰的计策是正确的。
D.苏绰为人俭朴,不经营私人田产,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广泛寻求优秀人才,周文帝也是诚心诚意地委任他,有些事情,甚至可以先斩后奏。
①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
②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
参考答案:
7.B
8.B
9.C
11.(1)有时外出巡游,常预先在空白纸上签署自己的名号交给苏绰。
(2)苏绰常认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做法是爱护民众就象一位慈祥的父亲,教导民众就像一位严格的老师。
文言文参考译文:
苏绰字令绰,武功郡人,父亲名协,官任武功郡太守。苏绰年轻时很爱学习,博览群书,尤其精于计算之法。他的堂兄苏让由京官出任汾州刺史,周文帝在长安城外为他饯行。临别之时,周文帝问苏让:“您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苏让于是推荐了苏绰。周文帝就把苏绰召来,任命他为行台郎中。在位一年多,还没得到周文帝的常识,但行台各部门的官员遇到疑难不决的事情,总是向他求教才作决定。对各部门发送的公文,苏绰又分门别类地为他们拟定行款格式。行台官员都称赞他的才干。一次周文帝与仆射周惠达讨论政事,惠达答不上来,请求允许出外找人商议,于是召来苏绰,把所讲座的事情告诉他,苏绰即刻为他酌情裁定。惠达入内呈报。周文帝连声叫绝,并向他说:“是谁替你出这个主意的呢?”惠达以苏绰作答,接着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周文帝说:“我也听说很久了呢。”不久他就任命苏绰为著作佐郎。
周文帝与公卿去昆明池观光打鱼,走到城西的.汉代仓池故地时,周文帝环顾问询左右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这时有人说:“苏绰见多识广,请问他吧。”周文帝于是召来苏绰苏绰将有关情况全部作了回答。苏绰既有口才,应对如流。于是留住苏绰在府里一直到夜里,继续询问治理国家的方略。周文帝整理衣裳端正地跪着,不觉膝行到了前席。就这样一直谈论到天亮也不觉得厌倦。第二天一早,周文帝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个奇才,我现在要任命他处理政事。”立即授予苏绰大行台左丞职位,参与主管机要事务。从此对苏绰的宠信日益深厚。
大统三年,齐神武帝兵分三路入侵,诸将都主张分兵抵抗,只有苏绰的想法和周文帝相同,于是集中兵力抵御窦泰,在潼关将他生擒了。朝廷封苏绰为美阳县伯。
苏绰生性节俭朴素,不经营产业,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因为四海还没有平定,常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广泛地寻求优秀人才,共同拓展为政之道,凡经他推荐的人,都做了高官。周文帝也诚心诚意地委任他,而没有闲话。有时外出巡游,常预先在白纸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而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就及时安排施行。等到周文帝回来,禀告他知道就可以了。苏绰常认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做法是爱护民众就象一位慈祥的父亲,教导民众就像一位严格的老师。苏绰常常和公卿讨论,从白天到黑夜,事情无论大小,都像是筹划掌握在手掌之中。长期思虑劳累,使他疲惫不堪,于是得了气血不通的疾病。大统十二年,苏绰死在任上,时年49岁。
篇8: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h2>
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调
柳宗元从小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其父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导和要求柳宗元,这使得柳宗元从小就被培养起了儒家的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特别是父亲柳镇,精通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儒士精神给柳宗元以极大激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汤贤相伊尹,认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代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一生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断努力与拼搏。不论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念与理想。或许,柳宗元也有过彷徨和失望,感到过无助与失意,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这种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亲戚,在长安时,柳宗元与他曾经志同道合,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力。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渐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专门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进行了批评,同时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定信念,并劝导周君巢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能。“圣且贤”要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仅应当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无私、心存国家与人民,而且又要具备较好地为国为民服务的才能和本领,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实践“励才能,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
二“统合儒释”思想中的释家色彩
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行“圣人之道”为己任的儒学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学说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开阔,具有开放精神、能够兼收并蓄的大方之家。柳宗元并不把儒学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他主张吸取其他各种学派、宗教的思想为儒学所用,从而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
诚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这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他自己的诗文、文章可加以佐证。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余年,并且颇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他重建大云寺,一方面是发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俪仁”,他希望通过佛来感化当地人,他在一文。在文中,柳宗元描写了一位名叫郭橐驼的种树人,他种的树不但能成活,而且枝叶繁茂、果实丰盛,于是有人向他请教种树之道。郭氏种树的方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通过保全树木的“天”与“性”,使树木得以茁壮成长。相反,一些人虽然很勤力地照顾树木,甚至于“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但由于没有“顺木之天”,违反了树木本身的生长规律,最终反而是“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同时,文中认为种树之道与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为“养人术”——就是要“顺人之欲,遂人之性”。
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无为而治”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则。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了晋问》一文中。晋问》是以柳宗元本人与友人“吴子”的问答形式展现出来的。文中分析了“利民”与“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统治者根据德治的要求所实行的“仁政”,虽然客观上有利于人民,但其最终日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民自利”则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情况,不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柳宗元借鉴道家学说提出了“遂人之性”与“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原来儒家学说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它突破了儒家强调教化与德行的治人之术,强调顺应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缚,自由的发展;它还将“民利”与“民自利”区分开来,在传统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基础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论题,从而为儒家的治国思想开辟了另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凸显,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虽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可供借鉴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
现今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已成为显学,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学。学界把经典文本挖掘和代表人物分析作为研究的重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基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他们或从儒、道、佛中一家进行研究,或就其中某一方面思想进行挖掘和比照,缺乏对儒、道、佛三家生态思想的整体把握和比较研究。
儒家生态伦理观。儒家认为万物莫贵于人,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儒家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以功利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是以仁爱作为出发点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贯通的,人类社会的仁爱原则可以扩展到天地万物之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按照亲疏远近关系把仁爱由双亲及人类、由人类及禽兽、由禽兽及草木、由草木及瓦石。同时,人作为天地之心,要民胞物与,即肩负起对万物的责任,用仁爱之心使万物各得其所,使天下归仁。否则,若自然界受到损害,人也会有切肤之痛。儒家仁爱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坚持人为贵的立场上,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这对于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传统,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大的价值。
道家生态伦理观。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家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与万物一样都是由道创生、蓄道之德,与万物是平等的,没有优于万物的特殊价值,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而人不能主宰万物,为自然立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只能顺从事物本性,遵循自然法则,尊重他人和动植物的独特价值,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人为的干预和破坏,才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和谐。道家四大皆贵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于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极具启发意义。物理学家F卡普拉高度评价了道家生态伦理学: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而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他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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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至19,严译《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书中穿插大量按语,广泛反映了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严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论文,针对清末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如果说《原富》按语是在译书过程中有感而发,那么这些论文就是很有深度的专题研究。由于本人先前发表的论文对于《原富》按语中的经济思想已有较多论述,因此本文只讨论《原富》以外的文章中的经济思想,时间范围为1901年至19。19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13)。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2](P109)。
(12)矿政从宽。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2](P109、P110、P114)。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2](P110)。
由上可见,严复关于路矿的思考相当全面。问题在于,清末中国究竟可不可以引进外资?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作出了回答。他说,有些人过份强调自力更生,认为“路矿之事,必吾(中国)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这种主张固然很好,实际上却做不到。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自办路矿需时太久,50年内不会有多大进展。“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如南非的特兰斯哇尔、南洋的菲律宾、中国的辽沈地区,即使想要自办路矿也已经来不及了。(2)中国商民缺乏足够的资本。(3)中国路矿实行官督商办,官督者不懂业务,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财”,供他们挥霍。(4)即使民间有人能把路矿办起来,各级官员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1](P149-150)。
这样看来,严复并不反对路矿自办,只是考虑到清末中国困难重重,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为最佳方案。针对国人有关“利源外溢”的担忧,严复又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劝导:“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地租),人工禀其庸钱(工资),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利润)。是三者,中国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资)则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润)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1](P105)
严复认为,在引进外资以后,外国人得到的仅仅是路矿赢利的一部分。至于地租和工资,以及利润的另一部分,均归中国人所有。可见引进外资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更何况在铁路建成后,还会有往来方便、百货流通、地产增值、人民开化等等间接之利,那么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严复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
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3](P141)至于解决办法,此文说得很容易:“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3](P141)
但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其所谓弊病比较含糊。大意说,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外国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1](P150-151)。解决办法有两条:(1)依照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生于华土者为土人”,亦即规定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婴儿必须加入中国籍。(2)取消治外法权:“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1](P151)
由上可见,两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决办法,都是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因而都不全面。当他为张翼(燕谋)起草奏稿时,可能对开平矿案已经有所了解,所述两条弊病就比较中肯。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为张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决办法说得十分轻巧。似乎只要有了明君和清官,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在实际上,有能力防治这些弊病的明君和清官根本不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中的解决办法只不过虚晃了一枪。
在后一篇文章中,严复把引进外资的弊病说得比较含糊,这是因为他要服从通篇文章的主题。该文旨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严复不愿意把弊病说得太具体。他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才是造成弊病的真正原因,这就与全文的主题保持了一致。至于解决办法,允许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想法显然充满书生气;而取消治外法权的主张则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外国人之所以愿到中国投资,就因为能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如果取消治外法权,恐怕外资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更何况愚昧落后的大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取消治外法权呢!
综上所述,严复在两篇文章中指出的三点弊病都值得重视,但并不全面。例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家可能会把工业污染很严重的项目转移到中国来,也可能把落后的工艺和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如此等等,严复还没有考虑到。此外在三点解决办法中,则仅有“取消治外法权”这一条值得重视,而这又是长远的奋斗目标,不是清王朝所能解决得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举借外债的问题与引进外资的问题性质类似。严复既对外资问题持论开明,那么对于外债,也就不会深闭固拒。19代杨士骧草拟海军奏稿时,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
他指出,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一定要“量入为出”,如果“因浪费而举债贷赀,则其家道苦矣”!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只要考虑借债以后能否“生利养民”?能否“御侮而禁人之侵夺”?“苟为生利御侮计者,虽举债不必病也”。他举例说,土耳其和埃及“有债而弱”,英、俄等国却“有债而强”,“可知兴废之际别有理由,而不得专以债为归咎矣”[4](P265)。
此处见解与《原富》按语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即借债如果用来发展生产,或用来加强国防,不会有什么弊病。但若为战败赔款而去借外债,那前途就令人担忧了[5](P920)。另一方面,由于这篇文字毕竟是为他人代拟的海军奏稿,而不是讨论国债问题的专题论文,因此不曾论及举借外债的注意事项,如借债时不能附带政治条件,如利息不能超过国际惯例等等,这是不应苛求于严复的。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严复认为十全十美的救贫之术根本找不到。与其拖延,不如行动:“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1](P151)这种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值得后人认真记取的。
19李鸿章总督两广,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钱,从中受到启发,奏请自铸铜元。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数年后充斥市场。严复预见到清政府滥发铜元的种种危害,就在193月发表专题论文《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呼吁整顿,设法补救。
该文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圜法(货币制度)的特点,是以铜钱为本位。其次揭示晚清市场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一是银价下跌;二是银元流通。前者由世界上白银总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则是因为使用方便。接着指出中国币制发展的两大必然趋势:(1)银元将取代铜钱和纹银,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2)银本位制将改成金本位制:“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6](P179)清朝灭亡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预见完全正确。
在以上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严复这才切入正题,详细论述自铸铜元的时代背景、存在问题、社会弊病和挽救办法。
严复指出,清朝前期的银铜比价为1∶80,而现在国际市场上的银铜比价为1∶42,一百多年的变化竟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白银产量的增长比较快,而铜产量的增长却比较慢。这样就造成了银价越来越贱,而铜价却越来越贵的总趋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国市场。中国的圜法即使想要死守旧制度,也已经做不到了[6](P179)。
由于钱荒,大量劣质铜钱被铸造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长期禁而不止。光绪初年1两白银大约可换铜钱1400至1500文,但是到了18至18间,1两白银却至多只能兑换铜钱800文。可见国内市场上银铜比价的变化,同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大体相仿,都是银贱铜贵[6](P180)。
自铸铜元的要害问题,主要是“名实相去已多”。严复指出,以白银38两2钱购买的原材料可制造8000枚铜元,而8000枚铜元在市场上却可兑换白银57两6钱。由此可见,在铜元的成本和市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额,而这个差额就是各省铜元局得到的利润。“是前之三十八两二钱,一经铜元局点化,忽增一十八两三钱二分。然则每费银百两,获利四十七两八钱五分也”[6](P180-181)。由此可见,铜元局所得利润非常高,难怪它们对于自铸铜元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铜元特民捐最便之法”。那意思说,铜元局所得利润好比人民交给清政府的捐税,可以用来练新兵,办新政。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自铸铜元政策是“名造国币,而阴行胺民之政”,“以为兴举新政之资,此何异摧斫本根,以求枝叶之茂?”[6](P181-182)
还有人认为,“铜元之政,乃仿仙士钱为之”。意即西方人实行在先,我国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严复指出,外国有“法偿之限”。例如英国便士在单独使用时,不能超过24便士。又如香港的仙士钱,“百枚以上即不得强人受之”。但是中国却没有“法偿之限”,因此有空子可钻。倘若甲欠乙100银元,他可以用1万个铜元去还债。但在实际上,100银元折合库平银72两,而1万铜元折合库平银却连42两还不到。当甲方以铜元还债时,已经占了极大的便宜,而乙方损失则相当于30两白银。于是严复感慨道:“呜呼!国有圜法,以便民也。乃今铜元转为民困,是亦足为流涕长太息者矣!”[6](P182-183)
全文两次论及自铸铜元的社会弊病,合并而言,共计五点。
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人发现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凡国有两本位并行(指货币复本位制),同为法偿(法定货币)者,其善币必日少,其劣币必日多。久之,虽善者不见可也。”[6](P183)
那么在清末,哪个是相对的良币?哪个是相对的劣币呢?严复指出,一个自铸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只有2钱,但在使用时,因有官方规定,可抵制钱10文。由于面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因此它就是劣币,相对而言,银元就是良币。按照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那么铜元将留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而银元则退出流通,被人收藏,甚至流出国外。至于制钱,将被人私自销毁,熔化成铜块,按重量出售。
“然则法偿之限不立,他日铜元必流于市,而银元、制钱必争藏弃而渐少……且不独藏@①之而已,银元将用之以偿国外之债焉,制钱将私毁之而计重售焉。”[6](P183)
文章指出,清末国内已经出现铜元贬值。这种现象是由铜元自身的缺陷引起的。“一曰其所当之十文,纯以欺民而无其实;一曰广造无垠,其供者大过于所求”[6](P185)。也就是说,原因之一是每个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和它的名义价值相差太大,人民对它不信任。原因之二是铜元铸造没有限制,发行量超过了流通必要量。到了文章末尾,严复又补充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铜元不能用来交赋税:“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则抑勒折扣之事必起。极其终效,今之铜元将无异昔日京师所行之当十(指咸丰朝发行的当十大钱),名虽当十,实当二耳。”[6](P187)
这意思是说,由于官府在向人民征收赋税时,只收白银不收铜元,因此铜元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地位。铜元最终只能按它的实际价值在市场上流通,官方命令是没有用的。
铜元贬值直接威胁到小本经营者的生计。如果他们仍按原价出售商品,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着法儿加价出售。例如在上海市场上,商人擅自改变长度标准,把从前的9寸当作1尺,就是变相涨价、百物腾贵的典型事例。
严复又指出,物价涨跌固然司空见惯,但要区分两种类型。如果是稳步的渐变,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是暴涨暴跌,那么社会就会发生危机:“物价之腾跌贵贱,社会常有之象也。顾其象可渐而不可顿。使今日而顿贵,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顿贱者。顿贵顿贱,民将不堪,而社会乃岌岌矣。”[6](P185)
按道理说,铜元既然是官府发行的,那么官府也应该乐意接受。但在实际上,督抚们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官府自铸铜元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成本和市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倘若人民把这些名实严重不符的铜元交回官府,那么督抚们自铸铜元的目的就达不到了。“顾铜元者,官所以法强为之,伪物也。伪物以施于民,则为损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则屈伸相报,而无大利之可图。是故选发铜元之督抚藩臬,必不乐自受其铜元者也。”[6](P186)
倘若在朝廷干预下,征收赋税时允许人民把铜元交给州县官,而州县官却仍然不能把铜元上交给各省藩库,那么大量名不符实的铜元就将积压在州县衙门里。到那时,州县官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为了个人利益不受损失,州县官就会想出种种舞弊手段,“自为补苴”,“而吏治乃愈不可问”。“辗转之害,终归于民”[6](P186)。
“大利所存,巨盗将起,购机器,置炉鞴。昔之民或以为难,而今之民则甚易也。虽有重法,又将何施?”[6](P187)
怎样挽救铜元充斥必将引发的社会危机?严复主张双管齐下:一方面停铸铜元;一方面制订“法偿之限”。“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6](P186)
此处所谓“法偿之限”,实即模仿英国便士(铜币)的使用规定。当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银元以上的货币时,支付方必须使用银元或银两,由收银方找零。所找零钱当然是铜元或铜钱,且其币值不会超过半银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万个铜元去偿还100银元的'债务的那种情况,同时还可限制铜元的流通数量,从而间接限制铜元的铸造量和发行量。不过这样一来,督抚们所能捞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6](P186)这说明严复已经预见到,督抚们将成为这种挽救之术的反对者。
严复还探讨了自铸铜元政策失误的原因。他指出:“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6](P187)
由此可见,在严复心目中,官员们素质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连连失误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严复的思想状况确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他明明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却认为“救贫”是当时的头等大事。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1)戊戌变法惨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人记忆犹新。康、梁逃亡海外,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严复留在国内,不免有所顾忌。因此他在变法失败后的数年内,不愿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议论现实政治。反之,谈论经济问题一般不会有政治风险,所以严复非常热心。
(2)严复撰文时上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时不远,战败的创伤尚未治疗,巨额的赔款又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客观形势迫使每一位有识之士认真思考战后的经济复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主张引进外资,筑路开矿,疗贫救贫,正好比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优秀答案。
(3)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已经深刻领会并且全面掌握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当他运用这种理论去考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时,便产生了许多精辟见解。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也是严复当时对于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4)严复曾于1901年接受张翼的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19又陪同张翼到伦敦打官司,对于路矿建设具有感性认识。尤其是对路矿的主权问题,治外法权的危害等等,均有切身体会。这也是严复特别重视路矿建设的原因之一。
从1905年夏季开始,应他人邀请,严复不断以演讲或论文的方式,大量宣传宪政知识,积极配合了国内的立宪运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高度关心经济问题,并在1906年对清政府的自铸铜元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实际上,严复的《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一文仍然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考察清末货币问题的产物,对于国人富有启迪作用。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这篇文章应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中华书局,1986.
[4]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A].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严复.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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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前,帕斯卡概率系统与培根归纳逻辑系统是分别进行研究的。19世纪中叶以后,帕斯卡概率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而培根归纳法的逻辑结构仍未形式化,于是,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使归纳法向演绎方向发展,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一定范围的普遍命题的支持和证实程度的构想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根据确定初始概率值的方法不同,主要出现了如下的概率解释:逻辑解释、主观解释、频率解释、性向解释以及主体交互解释。
20世纪代,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论概率》一书,对帕斯卡概率进行了逻辑解释,把概率理论与归纳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这标志着现代归纳逻辑的产生。
凯恩斯概率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即使证据(几千只乌鸦已被观察过,并且它们都是黑的)不能衍推假说h(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或者预测(下一只被观察到的乌鸦是黑的),但是由于e肯定为这些结论提供了一些支持,即部分地衍推或。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概率是部分衍推的程度,而且是两命题或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
后来,凯恩斯又作出了这样的假定:如果h以α的程度部分地衍推a,那么给定h,以α的程度相信a是合理的。因此,概率关系就是关于合理信念的程度。凯恩斯关于部分衍推的程度和合理信念的程度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凯恩斯试图使用无差别原则来解决逻辑概率的测度和比较问题,并认为无差别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度量概率的方法。凯恩斯的做法对后来逻辑贝叶斯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尔纳普、欣迪卡等人在确定初始概率值时都使用了无差别原则。
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无穷序列中非常有限的一段,因此,冯?米瑟斯根据统计频率稳定性定律得出收敛公理:令A是聚合C的任一属性,那么存在Limn→∞m(A)/n.冯?米瑟斯把A在C中的概率定义为Limn→∞m(A)/n,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n,相对频率Fn(A,C)可能具有不同的值。但随n趋于无穷大,相对频率Fn(A,C)趋于p,那么,就说p是相对频率Fn(A,C)的极限,记作Limn→∞m(A)/n=p.这就是着名的概率极限频率定义。
莱欣巴哈则主张通过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来确定极限频率即基本概率。他认为,使用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极限频率不存在,那么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找到概率;如果极限频率存在,那么用这种方法一定能找到概率。莱欣巴哈后来发现,能够借助于观察频率而不断接近极限频率的方法并非只有简单枚举法,而是有无数种。他把这一大类推论方法统称为“渐近规则”。概率的性向解释是波普尔在其论文《概率演算与量子论的性向解释》中提出来的,波普尔关于提出概率性向解释的建议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科学哲学家的支持。
波普尔认为“性向”这个术语指的是某种类型的习性解释,简单地说,经验世界中的概率本身就是事件的一种性质、趋势或物理性向。目前,性向解释被人们主要发展为两种类型:长趋势性向解释和单个事例性向解释。长趋势性向解释把性向与具有独立结果的可重复条件相联系,并且在关于这些条件的重复的长序列中,性向被看作是产生近似地等于概率的频率性向。这种性向解释主要由吉利斯发展。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把性向看作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波普尔最初的性向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既是长趋势的又是单个事例的。他对性向的刻画符合长趋势性向,然而,他希望这些性向也适用于单个事例。这种立场陷入了与参照类问题相联系的困难,因而人们趋向于把波普尔的解释分为两部分,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性向解释。
在主观解释中,用打赌的方法去测量个体的信念度时只涉及两个主体,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主体参与打赌,为此,吉利斯尝试发展了一种关于把主观解释从个体扩展到社会群体的主体交互解释。在吉利斯看来,主体交互解释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而不是关于一个特定个体的信念度。吉利斯认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主体交互概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共同的旨趣(Com-monInterest);二是保持信息流的传递(FlowofInfor-mation)。这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共同旨趣的群体内,各个不同的主体才会具有利害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保护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群体应该建立交流并进行信息流的传递,使得通过讨论他们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或主体交互概率。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群体才能保护自己不输给狡猾的对手。
在逻辑解释中,为了获得数字概率,不得不判断许多事件是等可能的,因而需要使用无差别原则。但无差别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纵容主观随意性。由于无差别原则是基于“不充分”理由的,而完全无知是不充分理由的典型情形,因此,对两个事件相等的无知可以成为赋予它们相等概率的依据。使用这样的无差别原则容易导致荒谬的结论,如关于书的悖论、酒—水悖论以及几何学概率的悖论,虽然对于这样的悖论有独特的解决方法,但是没有任何普遍的方法把它们消除掉。任何使用无差别原则的`人从来都不能肯定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将出现矛盾。因此,不能为无差别原则导致的悖论提供一种满意的解决方法致使需要一种新的概率解释,于是主观解释出现了。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解释是比较适用的,它极大地拓宽了概率论的应用范围,使人们的意见、判断、评价、信念等主观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信念度来测量。但是,由于主观解释允许具有同样证据的不同主体对同一假说合理地赋予不同的概率,从而使得人们在确定初始概率或先验概率上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主观标准的随意性遭受了许多批评,对于这一困难,德?芬内蒂提出了着名的“意见收敛定理”,并引入可换事件加以保证。但由于可换事件和意见收敛定理对于典型的科学验证和可控实验是不适用的,这就使得人们用主观概率来表达客观概率的期望成为泡影。
然而,主观信念度可以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加以修正。根据经验证据不断修正主观信念度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思想,其关键在于:通过把个体信念度与个体赌商联系起来———个体信念度可以用个体赌商来表达,满足概率公理的赌商也满足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经验证据,贝叶斯定理能够被使用来更改概率的初始判断。
主观主义者还将从经验中学习这一思想作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避。可见,从经验中学习是主观解释的恰当性方面。但是,贝叶斯定理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贝叶斯主义者,比方说B先生,可能会采用一个相当有限的假设集合去完成他的贝叶斯条件化,但是,如果他的集合排除了真实的假设,那么他的贝叶斯学习策略可能从来没有让他准确地领会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B先生假定他自己准备考虑一个更广泛且全面的假设集合,那么这个集合肯定包括来自混沌理论的假设。因此,他采用的任何学习策略都成为一种对先验概率适当选择的贝叶斯策略,从而使整个方法变得空无内容。
贝叶斯主义的这些困难确实表明了可能需要客观概率和可能存在一种基于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论。尽管频率主义者强调的是概率的客观性,并且将概率与科学实验相联系,断定客观世界存在概率性和统计规律,然而,频率解释在面对科学理论验证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困难:第一,如何给只出现一次的事件指派概率?由于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重复性,因而也没有频率,从而概率的频率解释就无法给此类现象例指派概率值。
第二,“频率极限与任何观察频率都是逻辑相容的,这使得,一个关于概率值的预言既不能被观察经验证实,也不能被观察经验证伪。”由于频率主义者有一个基本论点,即一个命题有意义当且仅当该命题原则上能被经验加以检验,因而频率解释关于基本概率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亦即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是不成功的。
第三,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使得概率只适用于事件的无穷序列,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达到事件的无穷序列。由于频率解释存在上述困难,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供选方案———即另一种客观概率解释(性向解释)。波普尔发展性向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引入客观单一概率,然而波普尔的性向解释并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因此,性向解释的出现面临着单个事件是否有客观概率的挑战,由此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和长趋势性向解释。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认为性向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米勒把性向归因于“当时……全域的整个情况”,但因为这种情况具有唯一与不可重复的特性,所以要理解这样的性向指派如何被检验是很困难的;费特塞把性向归于相关条件完全集,然而为了检验一个被推测的性向值,就必须对全部相关的条件序列作出推测,而这种必要的推测往往是难以表述和难以检验的。因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致使相应的性向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因如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无法对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概率进行恰当的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斯、豪森和乌尔巴奇等人支持的长趋势性向解释消除了关于无限聚合的所有问题,并且为概率陈述引入了一个可证伪规则(FRPS),这个规则对概率与十分适合标准统计实践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解释:虽然概率陈述是不可证伪的,但它们仍然可以被用作可证伪的陈述。借助于FRPS,可以从概率假设推导出关于频率的结果,并且可以从概率的公理推导出冯?米瑟斯提及的两个经验定律。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可证伪规则是某种不得不始终如一地被应用的东西,无论概率假设什么时候与频率数据作比较。因此,概率陈述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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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伦理思想山水画理论风水理论山水画图式 论文摘要:中国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等许多方面,传统山水画艺术的发展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本文根据中国古代山水画论、风水理论及山水画作品等相关资料分析论证古代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图式的构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古代山水画形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听起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主体是儒家伦理思想,它强调上下尊卑的有序及各安其位的思想观念。儒家经典《易经、系辞》就开宗明义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尊地卑的自然之道即为贵贱位矣的根据。《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惟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它认为人类生活的社会之序即源于天地运行之序,人伦道德原则也同自然规律相一致,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即天道,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以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都是遵循天道而产生的。这就使君贵臣贱、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等纲常伦理的道德体系,有了天经地义的原则。
天道、人道相通,天人合一为世界整体运动中的一部分的观念,使儒家认为人的生死、以及夫妻、父子、君臣、仁义道德等各种关系与行为,无不与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相关联对应,具有可与自然事物类比的属性、作用及序列关系。人类生活的社会秩序,即源自于天地运行的秩序,人之德即源自于天之德,人道与天道密切相关。儒家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关照着形而上学的哲学目的:追求与天道自然谐调与合同的完善生活结构与精神准则。而这种人生追求引向了审美,则社会性伦理道德美,也无不被赋予了道德意志和情感内容的天地自然相关联,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山水之说就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审美中反映出来,以自然山水比附于人,通过自然山水寄托其人格精神,这些比附体现出儒家在对待和评价自然物方面的伦理化思维特征。这种以伦理观念对自然的取譬、亲附的态度和表达形式,深刻影响了古代山水画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我们从大量的中国古代山水画论和山水画作品中,即可看出这种深刻影响。这方面的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观者先看气象,后辩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唐王维《山水论》)。
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北宋李成《山水诀》)。
大山堂堂、为众山主,所以分布以岗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气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僵蓦背却之势也。(北宋郭熙《林泉高致》)。
先察君臣呼应之位,或山为君而树辅,或树为君而山为佐。(明沈灏在他的《画座位置》)。
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势而言。幅无大小,必分宾主。(清、邹一桂《小山画谱》)。
以上山水画论中,关于章法构成的论述,如: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都是以伦理秩序的思想观念为指导的。这种观念是山水画家们自觉遵守的原则,他们之所以遵守这样的原则,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形式安排,是符合尊卑有序的自然之道的,因而是和谐的、美的。我们从传世的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到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郭熙的《早春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等等大量的山水画作品的章法处理都呈现出宾主分明,众山拱伏主峰的景观,都十分注重山峰的主客、宾主之位置经营,以及相互朝拱环抱、顾盼有情的画面形象。从而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形式美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秩序关系,与绘画的形式语言恰恰是相通的,大小就包含有对比和变化,如有长短变化,粗细变化,有面积变化等。远近与前后、空白、空间、强弱、虚实、浓淡、层次有关,层次可以形成秩序。上下与开合有关,开合既有天地的概念,也是章法构图具体安排。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分一上一下,一开一合、上下合一、开中有合、合中有开。开合中有呼应、有动静之变,呼应使开合融会贯通,于变化中求得统一、和谐。天地之分有尊卑、有主次、有阴阳,主次与秩序有关。秩序的层次迭加,产生空间、节奏和韵律美感等等。因此,宇宙的大美、形式美等都源于秩序。
另外,从南宋一角半边式的山水画开始,明显的伦理形式已趋淡化,山水画的图式在发展和演变中渐趋多样,形式语言更加丰富。但伦理因素在中国山水画形式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依然存在。
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和独特图式的形成与风水理论也有一定联系,它们无论在哲学思想的渊源上,还是在选择和构建理想环境景观的价值标准和景物构成模式上,都有不少相同之处。并与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使山水画的美学思想更加丰富,对山水景物构成和山水画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山水景物构成的观念和形式与风水理论有关联呢?这是因为以山水自然为观照对象,择吉而经营宅居环境的风水地理的山水之术的起源与盛行,也与儒家伦理思想有关。孝敬父母,这本是天下人都应遵从的准则之一。但是,儒家特别重视丧葬之礼,以厚葬为孝道。父母死了,要举行隆重的丧事,甚至要守孝三年。并且相信墓地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子孙的繁衍。风水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水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学问。
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在风水理论上都有体现,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时代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风水也讲究三纲五常。风水理论中的三纲是气脉、明堂、水口。五常是龙、穴、砂、水、向。
风水讲究中庸。建造房屋,在空间上要适中。自己的房屋不要高出,也不要低出;不要前出,也不要后出,更不要与众人的房屋相背。忌讳屋角对人,也忌讳别人的房屋角对自己的大门,也不许别人的房屋比自家的房屋过高或过前。这些都是不偏不倚的中庸观念。
风水讲究积德。要求好风水,当以积德为本。阴德既厚,自有神鬼归向。若德之不修,纵使觅得好风水,后人也不蒙福,反见凶祸。因为,好风水是留待有德者用的。无德者得了风水宝地,不受用,吉地也会变成凶地。不修德而求好风水,譬之不耕种而求收获,怎么可能得到?
风水讲究等级秩序。《青囊海角经》谓: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庚之心,所以,风水先生认为的最佳地理位置,很像皇帝在朝廷上接见群臣的仪式。皇帝坐在大殿上,两边有侍从。皇帝面朝南方(南面之治),后面有威严的屏障。大臣们肃然而立,头部稍稍向内倾斜。皇帝面前近有案几,远有朝臣。葬地应模仿这种形式,以山石喻人,穴要处于中间偏高处,前有案山朝山,左右有龙虎山,后有屏障山,呈现出簇拥之势。
风水讲究宗法观念。看龙脉时要由远及近,要按照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父母山的次序相地,就像一个家族一样,五代才出服,追本寻源,一定要从太祖的恩德算起,不能忘了老祖宗。祖宗山是山脉之源,父母山是山脉入首之处,只要不忘祖父辈,才能交上好运。
风水讲究人的感情。风水中朝案观念就是封建儒家伦理思想的典型反映。朝拱之山不能有逆反之象,应当弯曲俯伏。来朝之水不得直奔而去,应当环抱围绕。就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顺从长辈,依依不肯离开长辈,紧紧团抱长辈,时刻尽忠尽孝。在排列上,长子在前,庶子在后;男子在前,女子在后。相互尊重,没有反心,共同拥戴中间之穴。上述风水术的种种讲究,其形式和内涵都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
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较早将风水理论引入山水画论的是北宋的郭熙。以后,历代画家论山水画多有涉及风水意象的言论。至清代以风水理论阐释山水画理的现象较为突出。如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林泉高致画诀》店舍依溪不依水冲,依溪以近水,不依水冲以为害。或有依水冲者,水虽冲之,必无水害处也。村落依陆不依山,依陆以便耕,不依山以为耕远。或有依山者,山之间必有可耕处也。等等,都明显引入了风水之说。历史上的许多山水画作品题为山居图、渔村小雪图、水村图、田庄图、隐居图等等,所描绘的古代聚落和及其环境(包括建筑组合、空间布局、自然生态),都表现为住宅与庭园的融合,在屋宇选址时,多喜欢与山水林木相接近,十分符合风水理论中所说的山为骨架,水为血脉的要求,与自然山水景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符合依山傍水、负阴抱阳、坐北朝南、藏风聚气、适应自然、融入自然的价值标准。这些都说明山水画理论和山水画创作对风水理论的引入与借鉴,同时也说明正是由于伦理思想统摄和浸润使山水画理论和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
正是认为天尊地卑、贵贱有序是规律、是秩序、是天道,因而和天人、序人伦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渗入中国人头脑中,遵从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并以具体的形式一一伦理形式,来体现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表现在自然中是天尊地卑;表现在朝廷是君君臣臣、君贵臣贱;表现在家庭中是父父子子、父尊子卑,父慈子孝,男尊女卑,夫唱妇随;表现在国统中,是嫡长子继承制;表现在官吏中,是论资排辈;表现在文人中,是行必法祖;表现在人事中,是逆来顺受、谦恭礼让;表现在风水中是山为君,水为臣,山为主,水为宾,龙为君道,砂为臣道;表现在山水画章法布局上,山峰、树木等必有主客、大小、尊卑、远近、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因此,认为自然的美,艺术的美及社会的和谐等都源于和体现在这种伦理秩序之中。
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作为一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和绘画的形式语言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无论是在整体章法布局上,还是对物象的观察、分析提炼和概括,多以象征、比附、取譬的方法,都追求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它不关心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也不关心什么动点透视和散点透视,(古人本无此说,是后人强加的,)这些不符合也无法表现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的伦理秩序,不符合天道,也不研究表面光色瞬间的丰富变化。认为这些只是事物的表面,而非本质。而是重视知觉经验,重普遍规律,重常理、常形、常象;重物体之固有结构,重整体的和谐,以伦理的观念、人文情怀和符号化的语言来构象和组织画面,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使之符合天道。事实上在整个传统中国画中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包括书法,从局部到整体都始终注意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迎让、呼应(顾盼)等关系。如树的画法,宋仲仁(释)在他的《华光梅谱》中就有这样论说:梅有高下尊卑之别,有大小贵贱之辩,有疏密轻重之象,有间阔动静之用。枝有文武、刚柔相和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对,条有父子长短不同,蕊有失妻阴阳相应。其木不一,当以类推之。清王概的《芥子园画传》中也有二株画法:一株有两法,一大加小,是为扶老,一小加大,是为携幼,的论述。在花鸟画中,画两枝花必然要一枝长,一枝短;一个主,一个辅;一个盛开的为大,一个含苞待放为小。我们确实在优秀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及花鸟画中可以看出树和花的造型与组合,大都姿态优美、顾盼有情,比自然中的树和花还要美,就是因为源于这种伦理形式和人文情怀。秩序即大美之所在,中国画形式语言的特点就是伦理的、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是象征、比附、取譬和有人情味的,它在强调秩序和规律的同时也包含有对比和丰富的变化。它不同于西方的形式语言,讲究科学、理性分析;讲究黄金分割及数的精确。如贡布里希在论述秩序时说自然秩序产生的前提是物理法则要能够在没有相互干扰的孤立的系统中起作用。秩序的创造要以几何法则为基础。可以看出,西方形式语言的秩序是理性的、孤立的、机械的。比如:同样讲大小,在中西传统绘画中其意义是不同的,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伦理,与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无关,也与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无关,在西方传统绘画中却是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只与物体本身或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有关,而与伦理无关。
以上种种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山水画论和山水画图式的构成,它促成了中国山水画语言体系的形成;也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独特面貌的形成。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伦理思想是封建糟粕,不能正视伦理思想价值,从而忽视对伦理思想在绘画语言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研究。盲从西方的形式构成,尤其迷信西方现代形式构成,在绘画创作中简单引入西方平面构成的装饰原理,使画面具有强烈的平面化、单纯化、夸张性、稳定感、秩序感等特点,给人以所谓现代感,但它过分强调规则和几何秩序等构成因素,会导致画面形式的僵化和呆板。因为镂刻太甚,损伤内美,过分人工化的斧凿修饰,会使艺术形象远离生活真实,丧失自然之美的淳朴性。不可能创造出机变百出,出神入化的形式,也就创造不出动人心魄的审美境界。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山水画象装饰画,花鸟画象四方连续一样的花布的原因。西方的平面构成只是初级的、机械的、理性的、共性的一般形式规律,其简单概念、缺少个性的符号语言和形式法则,是无法直接表现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现代感不仅仅是一种构成语言,还应包括现代人的意向、情感和趣味。构成是艺术思想和个性表现的载体,而非艺术创造的最终目的。如果把构成的基本规律变成僵死的程式与教条,便违背了艺术的规律。
今天,我们正视伦理思想的价值,研究、吸收其有益成分,研究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秩序关系;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章法及形式;研究了解中国画的形式语言及特点,对继承和发扬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无疑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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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根植于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存在于人类社会关系之中。而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受早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特别重视血缘关系(氏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讲的是“国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
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古代特别重视以“孝悌”为中心的家庭家族的道德,并将之全部发展到全社会。
先秦时期是中国伦理从无到有的过程,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从最原始的“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到尧舜禹之后的贵族内部道德堕落,一方面是朴素平均的集体主义;一方面是贵族内部的道德败坏。在这样的社会矛盾下,最初的伦理道德就会出现。其后建立的夏商周,首先都极为重视天和天命,认为他们才是社会和人生的最高决定者。
其次就是将道德充实于“礼”,到这里才初步明白了我们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礼”并非只是礼仪礼貌,更多的是要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极为重视道德,尊敬值得尊敬的人,处罚值得处罚的人,让庶民了解自己的思想和做法,这就是“明德慎罚”也是周文王的成功之道。孔子普遍同意周文王的做法,所以他相信德治和德治。
这也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始宗教和道德才是调节氏族内部关系的主要工具,直至春秋时期法律的地位与道德相比仍然相差很远。
法家对“法为治本”的看法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民轻而贱不太懂仁义道德,只能用“刑”和“法”去“治”;本文分析了法律相对与道德的优势,认为道德维护私人,法律维护公共,私人与公共矛盾。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高尚要说他“因公废私、大公无私”说一个人道德低下说他“自私、损公肥私”这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承认了公才是道德提升的体现。而过度的像韩非子一样强调“公”会导致什么呢?
道德绑架。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士大夫们恨不得废寝忘食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以获得一个“因公忘私”的美名,而稍稍有一点不同于主流的思想也不敢提出来,在捐助时有100两绝不敢只出50两,为什么呢,因为人言可畏呀。
“道”最初就是指“道路”,在《左传》中开始作为规律、规则、规范理解;广义道学的规律和原则,如天道、人道、君子道,狭义道学的起源和基础,即所谓道学之道。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认为“人性”必须是人本身所特有的,也就是说别的生物不具备的,因此孟子认为人性即“仁义礼智信”;而荀子恰恰相反认为人性本恶,好利争夺,喜好声色,即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道家认为真正的人性是“顺应自然,乐天知命”;法家的观点与荀子的观点相似,荀子认为人性是自保,为利而战。
在道德实践中,处于主导和统帅地位的道德素质称为伦理精神,伦理精神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中某个阶层、团体的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风尚。“仁”左人右二,故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往来,相互友爱。“义”为准则,“仁”为动机,孔子对“仁”的定义就是:
爱人!“义”原来同“仪”,指礼节、仪式、或容貌、风度,后才被赋予道德的内涵。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只有完成这三不朽方可立地成圣!圣人王阳明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陆九渊亦言:“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在王阳明的心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吸引了我,因为和我们“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有关。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其实质是遵守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圣人。
曾几何时,社会上充斥着追求名利的短期行为,人们冲向名利场,根本无法顾及不朽名利的诉求。不用说“立德”方面的假仁假义、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立功”方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是在被先贤古哲视为生命的“立言”方面,时下的不少著书撰文者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速成,而速成者自然就难免乎速朽。如果从胡适所谓“社会的不朽”的角度看,真不知道急功近利的他们能拿什么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
对得起子孙后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句历史上个别统治者的口头禅,如果不幸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或社会的潜规则,那才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最欣赏的是这样四字“经世致用”,也因此对于道家一味地出世并不认同。有才能就要报效国家,达则兼济天下嘛,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也可得到验证。最后想说,上下五千年的传承,中华民族为何屹立不倒,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没有异族人那样强健的体魄,没有外国人那样先进的**,但是我们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族精神,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骨铮铮,有敢于踢碎“东亚病夫”招牌的一往无前!
而这些融入血脉中的气节,正式一代代先贤凝练出的伦理道德:仁者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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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方式的背后,隐含的不仅是画家对绘画的自身处理,更是画家自身的思维和不同文化的哲学内涵。
如何确定一件物品为艺术品,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丹托在他的**中指出,“需要眼睛无法识别的某种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历史的知识,一个艺术界。”显然,其中提到的艺术历史的知识即对艺术史的了解,那么,如何以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了解庞大的艺术史呢?
在还未**那特艺术学院的课程**之前,从艺术爱好者的角度,我窃以为艺术史就是一段时间轴线上的历史,无非是一些年份加上人名,但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看,艺术史于我,便是几串数字夹杂一些或有所耳闻或一无所知的名字,并没有涉及到艺术发生的复杂原因,从艺术发生的彼时究其社会情境和意识形态来思考艺术家所创作出的作品。韦一空先生的《西方艺术理论与哲学》系列**恰好地成为了打开西方艺术理论的钥匙,这钥匙本身远比想象得结构精巧复杂,而钥匙的锁芯便是哲学。
在第一课中,在柏拉图之前,当时的哲学家提出了可以塑造当时人们思维模式的理论。毕达哥拉斯致力于探索完美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数学是理解世界的方法,一切事物背后的规律都起作用。
正如传说中所描述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曾激发了一个陌路穷人对几何的兴趣。因此,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理性可以完善人们的生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指出,灵魂早在现实之前就存在了,可以触及更高层次的理想。因此,现在的世界只是理想世界的复制品。
有趣的是,在柏拉图的想象中,在一个有哲学之王统治的完美城市里,没有艺术家的地位。这是由于当时的画家们所采用的视幻觉法(trompe l’oeil)只是对真实场景的再现,也就是对理想世界的复制品的再复制。讲到这一点,对于柏拉图来说复制再复制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在相机等技术普及后的21世纪,对于现当下的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来说,将生活中的场景原原本本搬到画布上,不加以任何画家本身对场景的布局、光线甚至是情感的处理,这也是存在疑议的。
那么柏拉图的最佳艺术形式是什么?**中,韦一空先生提到了技术(techne)一词。在柏拉图所建的完美城市中,建筑和陶艺这一类活动对于建设城邦有帮助,而绘画,这种“依存于表面的艺术形式”则是被柏拉图所拒绝的。
至于绘画地位的转变,这是后话,在这里,由哲学出发,通过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不同思想的提出以及对其理论的解读,体现出绘画者和绘画的对象,在他们的时代的被界定,使得绘画的方式和目的趋于不同。
如此可见,在绘画方式的背后,隐含的不仅是画家对绘画的自身处理,更是画家自身的思维和不同文化的哲学内涵。
作者为那特艺术学院学员:“顾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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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全书评析的论文
乔洪武教授等着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三卷本) 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为我国经济伦理学学科奉上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理论资源。
一、该着的研究特色
第一, 研究体系纵横博大。该着在厘清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基本概念、范畴、方法、意义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从公元前1500年《圣经》的出现到2007年次贷危机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完整发展史。这一系统而完整的研究体系, 是目前国内最为广泛、最为全面地涵盖从古代至当代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学术着作。
第二, 研究脉络从两个维度展开。该着在宏观结构体系上, 从《圣经》的出现到凯恩斯之前的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 以年代递增为研究的纵向发展轴线;从凯恩斯到现在的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则以学术流派为研究的横向发展轴线, 以有利于不同学术流派的梳理和比较研究。在微观结构体系上, 具体到每一人物或经济学学派, 首先研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 然后梳理、归纳、分析其经济伦理思想、政策主张和研究方法特征, 最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二、该着的创新及其学术价值
第一, 经济学与伦理学跨学科研究运用娴熟。该着基于西方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独具匠心地把古典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四分法”与伦理学的善、公平、正义和义务等基本范畴相结合, 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大行为选择的价值判断中锁定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 再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其进行评论与批判。
第二, 研究观点和结论新见迭出。该套着作提出了一大批极富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和理论观点。例如, 关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对象的界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对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发展历史的概括和总结;对阿马蒂亚·森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度挖掘;对数理伦理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的首次全面研究;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与正义的思想以及生态与城市思想的研究;对当代日本经济伦理思想的首次系统研究以及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等, 其新见随处可拾。
第三, 研究成果学术价值重大。该着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综合运用经济学和伦理学两大研究范式, 充分挖掘和评述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研究中所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此外, 它对于拓展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视野, 丰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推进我国经济伦理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 深化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等, 亦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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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周软颐;教育思想;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我国古代教育家大多数人是以伦理为基础来论述其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理学莫基人周孰颐,虽然没有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但他的教育伦理思想却十分丰富.因此.很有必要从教师职业伦理、教育目的伦理、道德教育伦理,教学伦理等方面对周孰颐的教育伦理思想进行概括和总结.这些思想中尽管夹杂着一些封建糟粕,但总体上是瑕不掩玉.,此外,关于周教颐的教育伦理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当今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教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避英宗讳,改名敦颐。他于宋真宗天喜元年生于道州(今湖南道县)的营乐里波溪保,又名波溪。
周敦颐长期仕事主簿、县令、参军,州通判、提点刑狱等工作,每到一地都力主建学校,“个人亦收授生徒,讲论学术,培养人才,是一个官吏兼教育家。”周敦颐一生著述颇丰,留存至今的有《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以及少量的文、诗、赋、书集、题名等,皆收入《周敦颐集》中。
周敦颐改道教《无极图》为论证宇宙本体及其发展的《太极图》,建立了一个以孔孟正统思想为主的哲学理论体系,开创了理学的先声。周敦颐的教育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哲学理论体系中。笔者认为,周敦颐的教育伦理思想主要包括教师职业伦理、教育目的伦理、德育伦理和教学伦理等方面。
一、教师职业伦理思想周敦颐十分重视教师在培养人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天下最尊贵的是道德,最难得的是人才。人最难的是道德有于身。使道德有于身,没有师友是得不到的。他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己!”至尊至贵者,无过道德,有道有德,全靠师友。可见,强调教师职业道德是周敦颐教育伦理学的基本内容。周教颐的教师兀处业道德思想主要有:
1、教师的职贵是教人为善的,首先必须树立教师道德形象。
周敦颐指出,教师的职责是教天下人为善的,教师必须首先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先觉觉后觉,简者求于明”。教师树立起了道德形象,培养出来的贤德人才多,天下就大治。他说:“或问曰:‘易为天下善?’曰:‘师。’……故先觉觉后觉,阴者求于明”,而师立矣。师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圣人立教,稗人自易其恶。”
2、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在道德修养上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周敦颐要求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以正确的道理教育学生.使他们坚持正确的方向。他说:“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同时,周敦颐主张教师在道德修养上要有高度的自觉性。个人在优良环境条件下,就要主动先受教育,向善学习。如果所处环境不尽如人意,就要洁身自好,挣化环境,养成如落那样的“出淤泥而不染,潘清涟而不妖”的纯净品格。他在《爱莲说》中指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攫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袭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
3、教师要善于用历史名人的品德故事启发学生的道德思维,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
《论语·述而》载: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肪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载:孑公子说:“贤哉,回也卫一草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解其乐。贤哉,回也!”周敦颐在南安教授程颤程颐兄弟时,率先示范,曾令二程:“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启发了二程思考探讨这一问题的积极性。宋仁宗嘉裕元年,程颐在国子监读书时,国子监直讲胡瑷(胡瑷(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自幼学习刻苦,以“圣贤相期许”,十三岁通《五经》,青年时代曾隐居泰山攻读多年,于儒家经典及百家之说无不悉心穷究,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学成归来,从教四十余年,1935年,范仲淹聘请他为苏州君学首当师席。至此,开始他的富于改革精神的教育实践.)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在试卷中发挥了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中的理论精神,论述了颜子所好之学为“学以至圣人之道”。“胡缓见程之论文“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周程颐的论文之所以写得如此成功,这是在十年前周敦颐对他在这方面的启发提问分不开的。
二、教育目的伦理思想教育目的伦理是教育伦理学主要内容。周敦颐十分注重教育目的伦理。他认为,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圣人、贤人。他在《通书·志学》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周敦颐竭力主张圣人在位,由圣人作一国的领导人。圣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凡一国的领导人都要修圣德,纯其心。周敦颐指出:“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在周敦颐看来,心纯能得到贤才的辅佐,有了贤才的轴佐就能平天下,因此,要特别重视纯心和用贤。他还把孔子视为标准圣人。他说:“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那么,贤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周敦颐指出,贤人的标准是能发圣人之蕴,明圣人之道,能够致君为尧舜,使万民得其所安,教万世无穷。他说:“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二过,’‘三月不违仁’”。“圣人(即孔子)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圣同天,不亦深乎!”周敦颐要求学者“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能够做到了就是大贤,超过了就是圣人,不能完全做到的也不失为“令名”的士。他说:“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补不失于令名。”“由此可见,周敦颐所主张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圣人、贤人和立志作贤人之士的。
三、德育伦理思想德育伦理是教育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周敦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伦理,认为道德是天地间至尊至贵的。他的德育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德育的重要意义.周孰颐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周敦顾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特别强调要树立以具有道为富贵的人生观。他认为人们有了这样的人生观,才会“锋视轩冕,尘视金玉”。他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锋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周敦颐视孔子的弟子颜渊就是这样的模范。因为颜子乐于道,所以能安贫。颜子志学圣道,休道成德,其乐无穷。心闻广大,对于社会地位和生活的贫贱则泰然处之,不以为忧。他说:“颜子‘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2.强调要以“仁、义、中、正、礼、智、信、诚、公”等作为德育内容。周敦颐提出德育的内容包括仁、义、中、正、礼、智、信、诚、公、孝、锑等。周敦颐认为,做到仁、义、中、正这是达到圣人的途径。仁是周敦颐道德思想的核心,仁和义是其思葱的中心,中,正是真正做到仁义。周敦颐认为,信守它们就尊贵,实行它们就有利,扩展它们就可以配天地。圣人把中、正、仁、义确定为做人的最高准则。他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圣人之逍,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大地。”
(1)仁。周敦颐继承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把仁的范围扩宽到万物。他说:“爱日仁。”“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他把自然生长万物看作仁,他要求人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和万物。后来,张载把周敦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把一切人看作是我的同胞?,把一切物看作我的同伴。他说:“民吾同胞,物善与也。”
(2)义。周敦颐认为,地长成万物就是义,义就是适宜、适当、合理。他说:“宜日义。”这同《中庸》把义解释为“义者宜也”是一致的。周敦颐要求以“义”端“正万民”,使万民的行为表现出生生不息之意,符合补会的正确规范。仁以律内,义以律外。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仁义构成周敦颐德育内容的中心。
(3)中。周敦颐认为,中就是和,中节。圣人立教就是使人自易其恶,达到中的境界,即发而皆中节,无过或不及。这与《尚书》中所说的“允执厥中”相一致。周敦颐说:“推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稗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至矣:”朱熹注解说:“中,即礼。”就是说,思虑言行都符合礼便是“中节”。
(4)正。周敦颐认为,正是端正、不偏、中正无邪。他说:“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日德。匪仁、匪义、韭礼、匪智、匪信,悉邪矣。”朱熹注解说:“所谓道者,五常而己。”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周敦颐强调正,便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言行真正符合仁义礼智信。
(5)礼。周敦颐认为,礼就是理,是社会礼制及其与之相合的礼貌。他说:“礼曰理。”他把礼说成是自然条理,人们必须遵守。这为当时封建制度和礼教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周敦颐要求人们抑制己私,诚心诚意依礼而行,一旦做到这样,便是一个有仁德的人。他说:“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6)智。周敦颐认为,智就是通。他说:“通曰智,”“通”是人们对于“天之道(阴与阳)”、“地之道(柔与刚)”、“人之道(仁与义)”,都能透彻理解,{故到融会贯通。亦即能“明与达”便是扫。
(7〕信。周敦颐说:“守曰信。”“守”是对中、正、仁、义的信守。也指人们对于自己诺言的信守。
周敦颐对先儒“五常”说予以新的系统解释。他认为,德是仁、义、礼、智、信,即为爱、宜、理、通、守。他说:“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日礼,通曰智,守曰信。”周敦颐还把“道”的内容定为仁义中正。他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信是遵守仁义礼智。朱熹解释说,“中,即礼。正,即智。”“道之得于心者,谓之德。”由此可见,周敦颐所主张的德育内容可概括为仁义中正,即仁义礼智,或仁义礼智信,其核心是仁、其中心是信守仁义礼智。
⑧诚。周敦颐认为,诚是真实无妄。诚来自在天逆变化中人察受了性命之正,是做圣人的根本,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基础,百行(孝梯忠信)的根源。人诚,静时便至正,动时便明达,便能从容中道。人不诚,便无法做到“五常,和“百行”.他说:“圣,诚而巳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诚是一种美德,是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周敦颐认为.能自然保持诚的人是圣,要通过思虑来符合诚的人是贤。他说:“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学圣贤的“圣功”在于“心诚”,端正自身,不使有不善之动,从而养成“至诚。”他说:“端本,诚心而巴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巳矣。不善不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
人们的思想修养达到“至诚”的境界,便要动,按道而动,动而为善,便可促进万物和人的“顺化”。他说:“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日: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人类可以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促进万物和人类的顺化。
⑨公。公即公正。周敦颐认为,天地是最公正的,圣人之道是最公正的,因圣人能与天地合其德。他要求人们对待人和事要做到“公”。他说:“圣人之道,圣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公与私是对立的,只有不自私,以公对己的人才能以公对人对事,从而做到真正的公。他说:“公于己者在于人,未有不在于己而公于人也。”
周敦颐非常重视儒家的五伦之教,教人孝梯忠信,这是达到天下和理想社会所必须的。他说:“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上述德育内容,在周敦颐看来,不仅适用于青少年,也适用于成年和老年,不仅适用于学校教育,也适用于校外教育。按照“知、情、意、行到这一现代教育的德育四要素,上述德育内容通过一定途径,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和习惯。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此文辞而巳者,陋矣!”这就是说,要把圣人之道(仁义中正等〕使叉教育者“入乎耳”,类似现代教育所说的提高道德认识;“存乎心”,类似现代教育所说的培养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蕴之为德行”,类似现代教育所说的养成道德行为和习惯。周敦颐说的“行之为事业”,是指把圣人之道实行于治国平天下的各项事业中去建功立业。他的德育思想与前人相比,有独到之处。
3.强调务实的德育原则和方法。周敦颐的德育基本原则是务实。在德业与名声的关系上,他主张实胜于名,实胜是善,名胜是耻。他主张人们要有孜孜不倦的进德修业精种,始终保持实胜于名。他说:“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孽孽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小人则伪而己!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
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周敦颐特别强调“惩忿窒欲”和“迁喜改过”。他说:“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喜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
①惩忿窒欲。惩忿是把自身修养成心平气和,窒息是杜塞私欲直至无。周敦颐认为,人是可以经过学习而成为圣人的,而学习的要领就是“无欲”,无欲是入圣之门。他说:“‘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宁’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出则博。明通公溥,庶矣乎!”,孟子提出“养心莫愁寡欲。”周敦颐提出养心之善要无欲,无欲“则诚立、明通,而成为圣贤。程朱则进一步上张“存天理,灭人欲气”。
②迁善改过。周敦颐认为,你如果发现他人有善的地方而自己没有就要学习他人的善;如果发现他人有不善的地方,就要指出其不善,规劝其改正;如果发现他人有一处善,二处不善,就要学习他善的一处,规劝其改正不善的二处。要充分相信他人能够迁善改过。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善无不学,便会悉有众善,恶无不劝,尊敬和爱护也就无所不施于人。他说:“‘有善不及?’日:’不及.则学焉。’问日:’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斯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而劝其二。’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悲也。’则日:‘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则天恶之.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生故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民敬焉。’”
③知过必改。周敦颐认为,一个人有了过错,自己没发现,别人给指出来,这是幸事。人要知过必改,要以知过必改为荣,以知过不改为耻。能闻过而改,有可能成为贤人。他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址。故有耻,则可教;阿过,则可贤。”他赞扬孔子的弟子颜渊“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仲由阅过则喜。周敦颐斥责那些自己有了过错又不喜欢别人规劝的人,就如同护疾忌医一样,是自己毁灭自己。他说,“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
由此可见,周敦颐十分注重德育的务实原则。这种务实原则是值得重视的。
四、教学伦理思想教学伦理是教育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周敦颐于所到之处,兴学校,教授生徒,官学的教学内容是孺家《六经》和孔孟学说,在其私学中还讲授他自己的学术观点,在教授生徒中反映出他的教学伦理思想。
1.重视礼和乐的教育作用.周敦颐把当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封建伦理道德看成是自然之理,把统治者关于社会制度、伦常、节仪的条文规定的《礼》视为“理”。他主张圣王治国首先要制定“礼法,”并进行礼法教育,使人们遵守它,以求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各项生产顺利进行.然后作乐,以陶冶人们的情感。形成人们优美的品性,百姓和乐。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胡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宜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
周敦颐植长音律。他主张乐声要“谈”而“和,,并且“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听这样的音乐。可陶冶人心淡且和,达到私欲消退。心平气和。他说:“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侧周敦颐反对“妖淫愁怨”的乐声。因为这种声乐“导欲增悲,”有诱惑人“贼君弃父,轻生败伦”的坏作用。
周敦颐主张乐声和乐辞要紧密结合,乐声要谈,乐辞要善。这样的音乐可以使人的情感和品德同时得到陶冶,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良好作用。反之。如果让妖声艳辞的音乐泛滥,就会腐蚀人的感情和品格,导致伤风败俗。他说:“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
2.重视文辞的德育作用.周敦颐在不忽视文才培养的同时,注重圣道的传授,他肯定“文以载道”说,而道是最根本的。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丈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己。噫!弊也久矣!”这就是说,仅有美好文辞,而不具有道德内容的文章,就如同装饰得很好而不载物的车子,没给人带来有用的东西,这是不必去读去写的。“他认为,文辞是艺术的形成,道德是实际内容。有了好的实际内容。由善于文辞的人把它写出来,文辞优美,人们爱看,于是传得远。所以也要学会善于文辞。因此,教学中文与道必须并重。”周敦颐迫切要求改变当时有些人不知在道德上下功夫,只去追求以文辞华丽为能事的偏向。
3.重视“恩’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周敦颐注重启发学生思维。他例举《洪范》的话说:“‘思日睿,睿日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波,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在他看来。“一般人都必须通过‘思’才能了解事物精微之理。了解到各种事物精微之理。才能融会贯通地体验出天地之人道、而达到圣人的水平。圣人也是下学而上达。其智亦料是由思而来,最后达到无思而无不通,即有感于事物.稍思即通.所以‘思,为圣的基木功。”周敦颐还引用孔子的话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既是强调教学要启发学生思维。同时,也是强调教学要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他着重指出施教要即时。他说:“慎哉!其惟‘时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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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利益需要,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道德性原则或第一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从伦理学的视野来审视现阶段包括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制度行为等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 者:罗建文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湖南,湘潭,411201 刊 名: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4) 分类号:B82-053 F123.9 关键词:伦理视野 新经济制度 伦理解构 道德论证 ⬭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恶之辨、性情之辨、欲望利害之辨和人品高下之辨中形成了特殊的`人性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管理思想.
作 者:陈碧金 CHEN Bi-jin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RAILWA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19(5) 分类号:B22 关键词:人性 超越 管理 ⬭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
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归纳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6个方面,并把对我们的道德建设启示概括为以下3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着力加强“官德”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育官”环境.
作 者:王耀廷 作者单位:上海电力学院,社会科学系,上海,33 刊 名:上海电力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年,卷(期): 18(2) 分类号:B222.2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以德治国 ⬭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
法家是先秦时期提倡法治的学派。这个学派在战国时期属显学,是个大学派,而且分支众多,各诸侯国几乎都有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但从法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主要可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
作 者:温冠英 朱林 作者单位:温冠英(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330027)刊 名:江西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z1) 分类号: 关键词: ⬭ 古代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凸显,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虽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可供借鉴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
现今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已成为显学,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学。学界把经典文本挖掘和代表人物分析作为研究的重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基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他们或从儒、道、佛中一家进行研究,或就其中某一方面思想进行挖掘和比照,缺乏对儒、道、佛三家生态思想的整体把握和比较研究。
儒家生态伦理观。儒家认为万物莫贵于人,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儒家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以功利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是以仁爱作为出发点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贯通的,人类社会的仁爱原则可以扩展到天地万物之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按照亲疏远近关系把仁爱由双亲及人类、由人类及禽兽、由禽兽及草木、由草木及瓦石。同时,人作为天地之心,要民胞物与,即肩负起对万物的责任,用仁爱之心使万物各得其所,使天下归仁。否则,若自然界受到损害,人也会有切肤之痛。儒家仁爱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坚持人为贵的立场上,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这对于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传统,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大的价值。
道家生态伦理观。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家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与万物一样都是由道创生、蓄道之德,与万物是平等的,没有优于万物的特殊价值,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而人不能主宰万物,为自然立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只能顺从事物本性,遵循自然法则,尊重他人和动植物的独特价值,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人为的干预和破坏,才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和谐。道家四大皆贵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于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极具启发意义。物理学家F卡普拉高度评价了道家生态伦理学: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而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他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
佛教生态伦理观。佛教认为众生皆由因缘和合而成,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世间万物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同时,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人既要尊重有情的众生,还应尊重无情的草木的内在价值。佛教生态观有助于扭转近代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两分的思维模式,抑制人类自我欲望的过度膨胀,培养善待自然、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
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万物一体、顺应自然、重生爱物的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但是,它毕竟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只有在结合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吸收生态伦理思想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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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道德高尚的人是多么令人景仰啊!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这个意思吧。
“知荣辱、树新风、我行动”道德实践活动已在全国广大未成年人中开展。这项活动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出发,遵循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动员全国城乡未成年人,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道德规范,增强道德意识,养成良好习惯,培养高尚品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党和国家对广大未成年人的殷切期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当代未成年人将承担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把广大未成年人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任务,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保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广大未成年人中开展“知荣辱、树新风、我行动”道德实践活动,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未成年人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载体,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少年时期是长身体时期,也是思想道德观念形成时期,要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思想道德方面的健康成长不可或缺。“德者才之帅”(司马光语),说明思想道德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主导,关系到他们将来成为什么人,走什么路,能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要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
在广大未成年人中开展“知荣辱、树新风、我行动”道德实践活动,要贴近未成年人的实际,按照简单易行、切实可行、就近就便、力所能及的原则,组织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学习当中,在家庭、学校、社会参加针对性、参与性、实效性强的道德实践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深刻理解道德要求,增强道德观念,打牢道德基础。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也是亿万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心愿。亿万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牵动着亿万家长的心,关系到亿万家庭幸福。为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平安?而仅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是不够的,还要培养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使他们提高鉴别力,增强免疫力,养成自制力,防止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的侵蚀,抵制色情、暴力、赌博、毒品等丑恶现象的诱惑,学会自我保护,远离危险,避免危害。为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而仅仅让他们掌握知识技能是不够的,还要培养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让他们学会做人,与他人和谐相处,适应市场竞争,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自立于社会,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真正成为高素质人才。孩子有出息,家庭才幸福;家庭幸福了,社会才安定和谐。
全团带队是共青团的责任,服务青少年是共青团的`职能。各级团组织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开展“知荣辱、树新风、我行动”道德实践活动。要围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主题,充分发挥团组织的组织动员优势,积极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和社会各方面踊跃参与,使“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影响和号召广大未成年人的响亮主题,成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活动品牌。
我们播下一个动作,使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使收获一个品格;文明已被人们放在心里的一个重要位置,时时刻刻在与文明交谈,千万不要把文明行为习惯看作小事。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传递着丰富的文明信息,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管住我们的口,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管住我们我们的脚,不践踏花草。
道德是最美丽的花儿,最圣洁的心灵,它让人问心无愧,心胸坦荡。有时道德是一种感恩。道德有时是一种爱心。道德,是春天的花儿,是植物的肥料。道德,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智慧。做人要讲道德,有道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在我们的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能混淆。否则,社会和谐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民族精神振作不起来,国家也强盛不起来。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倡议我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在思想上积极追求上进,明辨是非;在学习上刻苦努力,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勤俭节约,节约水电,不攀比;在平时热心为同学服务,大胆创新;在行动上坚决反对有损民族形象的丑恶行为,讲文明,讲礼貌,守纪律,遵守社会公德和校规校纪。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把“八荣八耻”作为心灵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道德是我们拥抱在怀中的一道绚丽的彩虹,只要它一现身,便会带给我们雨过天晴的喜悦与欢欣不是吗?当我们和别人闹矛盾时,道德会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主动和对方言和;当我们自暴自弃时,道德会帮助我们找回自我;当我们悲观失望时,道德会使我们振作,从而走出那愁云密布的黑暗;当我们受到挫折、失败时,道德会促使我们奋勇前行,坚信“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当时代的使命降临时,道德又会使我们抱定“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念,勇敢地、毫不畏惧地承担起一切……可以说,道德是我们生活的立足点,也是我们生命的支撑点。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开始,自觉地做道德建设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捍卫者,逐渐具备良好的公民道德,长大后成为一个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响当当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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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把山水画的发展逐步引向内向性的认识,尤其是儒释道思想对山水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对山水画的权威性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身处当代,当我们面对那些涉及中国山水画的图像与文字时,当我们品味着古人绘画图式中所表现出的气韵时,我们的意识深处就会呈现出诸多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山水画会形成这种特殊的语言,在千年的历程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思想内涵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思想历史有关,儒、释、道思想的演变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画家们将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作为必须遵循的信条,传统哲学思想下的思维模式成为绘画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时期,画家对自然的表现达到了近乎真实的境界,但其后的社会发展并没有把“图真”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外向被引入内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意识影响和左右着宫廷画家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使来源于实践的山水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教条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导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认识成为权威性的评论。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更加强了思想内向性的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山水画是不同于西方风景绘画的表现特征的。
一、古人对自然的看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把山水画的发展引向内向性的认识根源
古人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正是形成山水画的一个意识因素。正是人对自然的主动亲近,才能使人与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画成为传达古人对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场所,也是一个物质层面表达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对天地自然的情怀,用笔墨传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为自身心灵情感的外化载体,继而去追寻宇宙间的大道。此时,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与“图真”之貌这些物质境界,仅仅是空灵的艺术精神境界的物质表达途径,所以“图真”并非古人对山水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来山水画就有了被引向内心的意识基础。
山水画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古人把“游于艺”作为他们从艺的标准,其中规定了中国画的性质和方向,像米芾,苏东坡、倪云林、黄公望等文人把墨戏看做艺术的最高标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山水画,在经历了早期对自然近乎真实的“图真”表现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以“解胸中逸气”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一个更加关照自身内心世界情感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山水画就被有意识地引向思想的内向性。
庄子主张艺术家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道家拒绝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脱,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张怡情悦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画的主要画家大多是具有隐士思想的人,作画多自娱,所以道家思想对古代绘画影响巨大。老、庄之道是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把画家引向思想的内向性,引向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在创作中非常在意的,因为一些画家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思想意识的转向在此时成为一种必然。两宋之后的山水画家都以此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宋代画家在山水画上所表现的'观点正是道家思想内向性转变的思想呈现。
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画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元代初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异族人的统治,导致画家、学者、诗人等离散各地,政治上备受压抑,权力进一步丧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遥出世,知识分子的心境向内向性进一步发展,这时出现的“复古”态度成为了一种躲避与逃离现实的依托。当山水画历经了图真表现的两宋时期,开始转向内向之时,画家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了绘画与真实的彻底分离,这种内向性转移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在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转变。
老庄思想对明清绘画的影响仍很大,山水画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单纯的物理图真的视觉满足。这些思想体现了画家在思想上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内心的思考参悟,这直接导致了山水画思想的内向性转变。
二、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权威性的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中国山水画是与山水理论共同发展起来的,画论多以哲学为基础,基本上都是绘画美学,这些都和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文人介入绘画之后,绘画就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表现了。文人画重书法用笔,如果一个画画的人不懂得文学、不读书,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赏的画才叫高雅,否则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画。文人话语系统构成社会文化不可逾越的标准,所以当文人鄙视“形似”时,画院的画家都尊其理论。同时,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社会、自然及人生的认识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山水画之中,用理论著作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这些儒释道思想成为山水画的审美准则,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代以来的绘画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文人画不是流派,而是中国画演变的结果。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表达自然的“图真”之后,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响,画家的思想与认识被引向内心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绘画是否表现“象”外之意成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后世中国传统山水画就在五代两宋画家确立的艺术精神追求中,绘画风格与笔墨程式上整体向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山水画艺术。
参考文献:
[2]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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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游牧文化为基点,迁徙性、流动性大,难以形成宗教宗法关系,因此举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制度上,采用分权,有助于防止腐败,防止产生金字塔式官僚低效管理。西方管理制度中法律较健全,强调个人主义,民主自由,有利于创新思想的发挥,但不利于集中个人主义,效忠于组织,有时较难形成组织整合力。管理方式上采用制度化、法制化的管理,强调管理理性化,注重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注重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
我们要综合中西管理思想的优点和长处。一头盯着较理性的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及手段,一头盯着较天性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文化传统。理性的管理包括科学的管理手段方法及制衡约束的组织制度,天性的管理包括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及中国儒家的统御思想观念。
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当代日本的管理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性与日本的民族历史、传统文化融合在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现代管理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日本管理模式是典型的“天性+理性”式管理,是两者的完美结合,从而也产生了极高的管理效率。日本的经验说明,民族管理文化对现代管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管理现代化,不能只依靠引进外来的经验,还必须继承本国的文化遗产,走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日本人曾自豪地说“我们的管理是把美国的管理科学和东方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了”。
总之,管理无定式。管理模式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适应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性及集体精神,汲取西方的制度化、科学化及创新精神,将两者有效结合,这才是我们的管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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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博涵学号:***
学院院系:13级外国语学院涉外文秘一班
**古西方思想
古希腊哲学与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人类,自然和智慧的看法,一体包括什么是“真实”或“智慧”,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如何可以获得真正的知识。文艺复兴以及“文艺复兴探索者”,两位代表人物:哥伦布和马基雅维利,设计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哥伦布航行和他的日志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文艺复兴的特点是人文探索与科学探索齐头并进,尤其体现在文艺复兴后期的“现代科学思想”中。选取培根,笛卡尔,伽利略三位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作为代表,讨论他们关于自然,人,人类历史以及知识的观点。自从人类和人类组织出现以来,管理就应运而生。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管理实践一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直到100多年前的近代,管理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当然,它有其重要的社会经济背景,如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企业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大等。
西方管理理论自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管理思想理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说,经济组织的演进为管理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管理研究的进展为新组织的整合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管理思想和理论演进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企业或行政组织经营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衍生出的管理理论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甚至复杂性。因此,在管理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包罗万象,主宰世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甚至一度出现管理学的“丛林”现象。管理理论流派繁多,理论各异。管理学从产生到现在,有几十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还有更多的理论不在主流。
导致对管理作一概念上的界定都无法产生一致的定义。例如,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等等,但我还是更喜欢康茨的定义:
管理就是在正式的组织化群体中通过别人做事情的艺术,也是创造一种环境使这种组织化的群体里的人们以个体或协作的方式实现群体目标的艺术,同时也是排除绩效障碍的艺术以及在有效地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保证最优效率的艺术。虽然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复杂多变,但我们仍然可以探索管理思想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同时,股份制企业制度促进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了职业经理人。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家开始将注意力从技术转移到管理上。“管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有代表性的就是1910年福特发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方式;斯隆创立广泛适应的事业部制;特别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使管理理论成为一门科学,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按照时间顺序,以下是吉尔布雷斯人的行动研究。行动研究的目的是开发合理的行动模式,采取合理的工作方法,改善工具和环境,提高生产效率。
接下来韦伯的组织理论暂居潮流。他的理想行政组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高领导层相当于高级管理层,行政**相当于中级管理层,一般工作人员相当于基层管理层。
韦伯还指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利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目标,只有权利才能变得混乱有序。
西方管理思想发展至今,已逾百年,不少思想至今仍光芒万丈。但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不难发现,它又这样一种演变趋势。比如,要更加注重知识和知识结构的衡量,更加注重快速反应、全球战略、跨文化管理等。
纵观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史,有几条清晰的线索。比如从制度的变革到人性的发掘,比如企业不同的部门协调到企业大系统管理的研讨,比如对人性假设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激励理论与思想。这些是我们研究西方管理思想史时可以遵循的方向。
我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很感兴趣。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当我们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我们必须提到三个连贯的数字: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人一起创立了今天的西方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与康德、穆勒的伦理学被西方思想家们并称为古典哲学伦理学的三大体系。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综合前人伦理思想的成果,运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各个环节和奴隶制社会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建立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幸福论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伦理学经典著作之一,亦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中心模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理论是德谟克利特幸福理论在古希腊德继承和发展。它的中心是关于幸福的条件及其实现。他的全集里包括三部保存下来的论著,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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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至1902年,严译《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书中穿插大量按语,广泛反映了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严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论文,针对清末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如果说《原富》按语是在译书过程中有感而发,那么这些论文就是很有深度的专题研究。由于本人先前发表的论文对于《原富》按语中的经济思想已有较多论述,因此本文只讨论《原富》以外的.文章中的经济思想,时间范围为1901年至1910年。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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